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裡仁第四)。
惡,怎麼;終食之間,一頓飯的時間。造次,倉促危急時。『不以其道』應當是『不處也』和『不去也』的條件狀語,不是『得之』的條件狀語,前置了。語序應當是這樣,『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得之,不以其道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得之,不以其道不去也。』邏輯上,不以其道得到貧困,解釋不通。富貴可以是自己努力得到的,也可憑運氣,身富貴家庭或中了彩。而貧賤不會是自己努力得到,這與『人之所惡』矛盾。只可能是出身貧賤,或不努力或身中厄運陷入貧賤。
這段話,孔子闡明了君子無論身處富貴或貧賤,倉促危急時或顛沛流離時,都不能違背仁道。言道,『富與貴是人人都嚮往的,然而如果得到富貴卻不能行以仁道,那就應捨棄富貴;貧與賤是人人都不樂意的,然而如果處於貧賤,卻不能以仁道脫貧,就應當安於貧困。如果君子失去了仁道,怎麼能稱之為君子呢?君子無時不刻連吃一頓飯的功夫也不會違背仁道。即使在倉促危急時也必定如此,在顛沛流離時也必定如此!』
論語中,還有多處孔子關於富貴與貧賤的論述。如: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述而第七)。
可求也,意思就是符合仁道;執鞭之士,趕車的車把式,意味低賤的差事。
孔子說:『如果得到富貴符合仁道,即使是趕車的低賤差事,我也願意做。如果不是這樣,那還是去做我喜歡做的事。』
孔子這話,其實有些言不由衷,說得漂亮。一則即使低賤職業能致富,他也不願意幹;二則執鞭之士肯定無法致富,古時候更不可能『勞動致富』。要致富無非經商當官。孔子也不情願經商。致仕干祿才是孔子嚮往的,既符合他的理想抱負,又十分感興趣,還能享受富貴,一舉多得,簡直好得不能再好了。但如果孔子認為君主不按他的路數來,有違仁道,有違『君君臣臣』等,那他也不願在這樣的君主手下當官。
所以,孔子又說,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而第七)。
於我如浮雲,意味看不上,如浮雲般虛無縹緲轉瞬即逝。
孔子說:『吃粗飯喝白水,曲著胳膊當枕頭用,樂趣也可在這其中。不義得到的富貴,對我如過眼浮雲。』
義而富且貴當然是最好的了。富且貴卻不義,則不追求。退而求其次,處於清貧而行仁道,也可以得到快樂。這個其實有些自我勉勵和自我安慰的意思。處於清貧之中,能尋得和保持快樂,還是很難的。
總的來說,孔子及儒家對財富並不怎麼熱衷,而對貴則很熱衷。從個人層面,首先是不違仁道,不違大義;其次則是致仕而貴,享有特權;最後才是富。從社會層面,也不把富裕當成優先目標,『不患寡而患不均』;而將等級和秩序,上下各安其所當成優先目標。
自由主義則鼓勵個人積極追求財富,追求平等,反對特權等級。只要沒有損害他人的利益,通過創造、勞動和平等自願交換而得到財富都是符合道德的,也有利於促進國家或社會的財富增長。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對此有詳盡的闡述。而清教徒更是鼓勵積極追求財富,將獲得財富視為得救,死後進入天堂的證據。這與儒家的特權等級觀和財富觀就有很大的不同。儒家的財富觀並不鼓勵積極追求財富;對財富的道德標準也與自由主義不同。在追求財富的過程中或享有財富的狀態下,儒家是以是否違反仁道,也就是是否違反忠孝悌等價值來評判是否應當追求或享有財富。
2019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