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永別了，柏林》談成功的男人背後應有一位「成功」的女人

　　《永別了，柏林》（Fabian: Going to the Dogs）由導演多明尼克‧葛拉夫（Dominik Graf, 1952-）改編自德國作家艾里希・凱斯特納（Erich Kästner, 1899-1974）於1931年出版的小說《Fabian, The Story of A Moralist》，該書曾被納粹視為禁書，直至2013年重新出版才為人所知。

　　片中背景為1930年代初的柏林，即一戰結束，二戰尚未開始的威瑪共和國（第二帝國，1918-1933）。1929-1933年間爆發世界性的經濟大恐慌，1930年布呂寧（Brüning, 1885-1970）臨危受命擔任總理（1930-1932），同年9月納粹黨在國會大選中成為國會第2大黨。不久後的1933年1月30日，興登堡總統（Hindenburg, 1847-1934）將任命希特勒為總理，故片中可見路上充斥著納粹標誌與無賴的希特勒青年團。　　

　　主角法比安（Tom Schilling　飾）為一位擁有歷史博士學位的作家，原先在菸草公司做行銷企劃，某天在夜店狂歡時認識了法律系畢業、有者明星夢的女主角柯妮莉亞（Saskia Rosendahl　飾），兩人一見鍾情，在法比安護送柯妮莉亞回家後，才發現彼此是住在隔壁的室友。然而，沉浸在幸福中的法比安隔日卻迎來無情的裁員，在麵包與愛情不可兼得下，法比安決定放手與柯妮莉亞暫時分離，放手讓柯妮莉亞為戲「獻身」電影監製。兩人相信短暫的離開是為了能夠永遠在一起，結局卻是以悲劇收場，在此就不劇透。

　　導演葛拉夫認為「現今的我們，依然活在威瑪時代。」片中失業率攀升、政治動盪、人心躁動不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時空環境的確宛如今日，瞬息萬變到沒有時間當好人、沒有時間為他人著想。當時的人們永遠不知道看似和平的威瑪時代即將結束，並迎來一場災難（納粹帝國），即便有跡可循，卻又視而不見。對比本國上個月才因裴洛西訪台釀成台海第4次危機，在政府這幾年的「抗中保台」下，兩岸的敵意螺旋不斷上升，政府口口聲聲說維持現狀，然而，兩岸光沒有對話、互信基礎，早已改變了現況。雖不至於今朝有酒今朝醉，卻是如溫水煮青蛙，有跡可循的，逐漸難以在此安身立命。　　

　　片中最令人動容的是，法比安能夠為了成就柯妮莉亞的夢想而犧牲兩人的愛情。如同前監察院長王建煊在〈王老先生講故事之113：做你妻子的圓夢人〉中提到，「有甚麼事是你太太很想做，卻由於你的反對而擱置了的？運用你的智慧，幫助太太來完成它。」

　　過去常說：「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一位偉大的女人。」說「偉大」而非「成功」的原因在於，在傳統婚姻關係中，透過女性無怨無悔的犧牲奉獻以成就男性的豐功偉業。然而，在現代兩性平權的婚姻關係中，男女間（或伴侶間）都應該成為彼此背後的偉大存在，在婚姻中依然能夠「如其所是」的持續成長、圓夢、保有不留下遺憾追求自我人生的權利與空間。

　　婚姻之於人生，應該是相輔相成的過程，而非目的。人生最美好、幸福的一天，不該也不會只停留在結婚那天，而是持續有共同創造美好、幸福的可能。愛使兩人在一起，而保持愛的新鮮感正是透過成就彼此，而非犧牲某一方。除了共創美好、幸福的回憶外，還能保有追求自己美好、幸福的空間，如：看想看的書、學想學的東西、遊想遊的景點，持續編織夢想的藍圖，並願意支持、幫助另一半實現夢想。

　　當情人的個性相近時，我們會說物以類聚；當情人的個性差異時，我們又會說可以互補。然而，重要的不是個性相近或差異，而是關係的基礎—愛與信任；當我們愛與信任對方時，自然會包容對方的全部。愛與信任是不可分的，若僅有愛而無信任，就只是單方面的為對方著想，而未讓對方有自身思考、決定的空間。

　　「什麼將今生與永恆聯繫在一起，除了愛以外別無他物。」—齊克果

　　愛情很美好，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部分，愛不只有情人之間的形式，還有朋友之間、家人之間、動物之間、上帝之間、甚至愛智慧的愛。愛是我們每個人都有的能力，透過不同形式的愛，產生不同的感動，皆豐富了我們的人生，使我們成為更美好、幸福的我。

2022/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