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義大利經歷二戰肆虐不到十年,費里尼在電影《大路》(La Strada)中,將自己的妻子瑪西娜拍成讓無數觀眾憐愛的角色潔索米娜。她被家人賣給街頭藝人,殊不知男人粗暴蠻橫,潔索米娜即使遇人不淑,仍將委屈往肚裡吞,最終迎來悲劇結局。
七十年後,義大利黑白電影《我們還有明天》(C'è ancora domani)由義大利演員寶拉寇提莉絲(Paola Cortellesi)首次執導,同樣刻畫戰後義大利光景,使人想起當年的義大利新寫實主義電影。但不同於那些上世紀的經典,《我們還有明天》給予這些屈居社會弱勢的女性一個新的結局,新的選擇,讓她們不再只是救贖男性的祭品。
二戰後的義大利百廢待興,偶爾還能在街上看見美軍駐紮。普遍不富裕的社會裡,底層人民多工度日,盼著透過婚姻翻轉人生。街上有位女人來去匆匆,她先去幫臥病在床的病人打針,又拿著補好的衣服到服裝店領取工資,接著前往雨傘工廠打工,疲於奔命後還有晾不完的衣服等著她──她是迪莉婭(Delia),已婚,與有暴力傾向的丈夫和生病難搞的公公住在同個屋簷下。她也是三個子女的母親,其中包含即將出嫁的女兒瑪莎拉(Marcella)。
一切故事也將從這場婚事開始。瑪莎拉的未婚夫是富裕的中產階級,階級差異比沙場敵我還要水火不容,夫家懷疑娘家有所圖,娘家則不爽被人看不起,然而迪莉婭在意的始終只有女兒的幸福。不過,當女兒為情郎墜入愛河,在母親眼裡,這卻不是一則浪漫愛情故事。
現今許多電影難免與議題相扣合,可惜有些電影太過側重於傳遞訊息,時常落入議題先行的窠臼,失去以作品說話的本質。《我們還有明天》在此方面則是較好的示範,它講述女性權益,卻非過於傳奇性的英雄旅程;它描繪女性地位的提升,但不高談闊論,反倒建構出一位底層母親的角色,奠基於現狀與真實,不失真地為電影帶來戲劇性發展。
人生近看是悲劇,遠看則是喜劇,《我們還有明天》絕佳詮釋此句名言。儘管帶有濃厚的寫實主義,電影處理迪莉婭遭受家暴場景時,卻脫離了寫實性,選擇抽換現場聲,加入優雅樂音,肢體暴力荒謬地成為某種「排舞」──由男性主控,女性如客體,如傀儡,以如此荒誕式喜劇手法呈現女性的苦難處境。
迪莉婭即使遭欺凌,她與常見自怨自艾的女角有所差異。她的表情混雜著懼怕與不安,更多的其實是麻木無感,我們能從中感受她的不平,但始終找不到方式逃脫。她在早晨向丈夫問好,換來的卻是一記巴掌,服侍公公還得忍受言語欺凌,連兩個不懂事的兒子都如此惱人。唯有女兒瑪莎拉不一樣,或許同為女性,瑪莎拉看盡母親的苦衷,卻不理解母親為何如此低聲下氣。母女倆身處不同世代,同樣備受壓迫,但女兒無力怪罪體制,只好責難不反抗的母親,誰知母親為了女兒選擇自我犧牲,她察覺女兒未婚夫的不對勁,極力阻止女兒走上和她一樣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