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意識及參與

告訴我們，人類是社會動物。對政治而言，最重要的觀念和最高的道德價值是社會，人當然地成為社會中的人，這個主張似乎也反映出亞里斯多德的國家觀點。生活在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中，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情，民主這項發明將權力交付給共同體中的每個人，沒有人生而統治，每個人都需要自己做出判斷。

民主在矛盾衝突中降生，但它不是用來解決矛盾的，它反而增加了矛盾。從一開始我們就發現：自由多了，安寧就少了，許多的人一起來做決定要比單獨一個人做麻煩得多，並且不能保證這樣做出的決定就更加正確。比起過去一個人執政或者少數人執政的老路，民主系統並不保證比它們更精確，也不擔保可以創制出更健全的法律，甚至不能許諾給人類帶來更大的繁榮。偏偏希臘人喜歡與平等的人商討問題，而不樂意屈從於無可辯駁的統治，即使它來自自然和神意。希臘人創立了城邦，在一個約定的空間中由公民組成的共同體。人是城邦的核心，統治城邦的不是自然需求，不是謎一般的希臘眾神意志，而是人的自由。希臘人的民主遵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以同樣的法律支配所有人。創制法律的人自己也要服從法律。法律源於公民議會，若大多數公民認為適宜，公民議會可以修改甚至取消法令。古代雅典人將公民政治平等看得十分嚴肅，城邦的大部分行政和公共職務都是抽籤決定的，所有人參與決策，皆有可能擔任權威的職務，一旦事情落到自己身上，每個人都必須做出決定，擔任指揮。希臘人相信，人們能夠理性思考，自由論辯，遴選和放逐領袖，提出問題並設想解決之道。

菁英論產生的背景導因於十九世紀馬克思提出菁英理論，主張人類社會的階級劃分是由於資產階級佔有生產工具，剝削無產階級的勞力並佔取高額利潤及政治上的優越地位，因而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所引起的勞工運動使當時歐洲國家的政局飽受紛擾，激起反馬克思學者的憂心，其中義大利學者柏列圖、莫斯卡等人提出菁英論，認為任何社會由於角色分工，皆存在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其中的統治階級多由社會的少數菁英擔任主要決策與領導者，而大多數人扮演被領導的角色，只有在各自履行功能之下，政治才得以穩定運作。菁英論認為若讓眾人參與政治，例如普選權（universal suffrage），並沒有任何正當基礎，使眾人透過一人一票的參與取得支配他人的權力，有的人無知、政治冷漠，有人則是無法理性討論的政治狂熱分子，若民主政治授予這些能力不足的（incompetent）人一人一票的政治參與權利，則其他人會處於他人權力的支配之下，對利益和自由造成嚴重損害，而菁英論認可多數權力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因此能夠精闢解釋權力分配不平等的情況，然而由於現代社會日益複雜化，政治菁英往往難以界定。

代議政治（Representative Politics）為間接民主政治（Indirect Democracy），產生於中世紀的三級會議，二次大戰後於各國流行，由代表代行人民意思，可簡化政治的運作，由人民選出一小部份的人代表全體人民，實行政治上的權力。

代議政治立意雖佳，卻有三項疏失：一為民意代表可能會疏忽怠惰，不積極為人民爭取利益；二為民意代表可能會基於私心，或為所屬政黨的利益著想，制訂對人民權益保障不完善的惡法；三為國家發生連議會也無法解決的重大爭議時，如領土歸屬、國家前途與主權爭議等，會陷入長期的紛爭與僵局，因此在代議政治之下會另立「公民投票」制度以彌補缺失。

古希臘的民主與當代民主存在著許多差異，希臘每個城邦都很小，所有「公民」都能加入重要問題的決策；現代國家的居民有數千萬，想要跟所有公民商討所有事務是困難的，因此選舉出政治代表，只有他們才能真正參與政府，管理日常事務的商討與決策。絕大多數希臘公民很少工作，或者不工作（有奴隸替他們工作），因此他們每天能把數小時的閒暇時光貢獻給政治會議；而我們自身的工作已經夠忙了，如果每天還要花時間研究、討論政府管理問題，那可真是不勝其煩。希臘人輕視「私人生活」，他們把家政內務丟給女人打理，對於一個希臘男子來說，在政治與司法議題的辯論，或是在集體娛樂活動（戲劇、運動）中，又或是在戰場上一展抱負，那才算得上事業；現代人則較看重私人活動，更在意那些無需和別人分享的愛好或快樂，為我們自己和周遭愛著的人，努力將生活經營得更安逸舒適。

西班牙哲學家費南多‧薩巴特說道：「古希臘人首先是『政治人』，他們生活在城邦中，時刻關注著城邦，這是他們的大事；我們首先是個『普通人』，因此我們在政治生活上的付出極為有限。」 (費南多‧薩巴特, 2015)你能放棄自己的安排，取消和朋友出去閒逛，然後跑去旁聽國家財政預算審核的聽證會嗎？ 如果你不願意那也沒什麼大不了，因為我們可以從專家那裏獲得資訊，不一定非要成為專家，而且通訊工具發展很快，我們可以在自家參加電視會議，參與全球性的政治會談與投票，但關鍵是花費了我們太多的時間。正因如此，現代民主制政府是由公民們選舉出來的代表構成的，他們根據大多數人表達出的意願，負責解決社會管理的實際問題，並因此領取報酬，糟糕之處在於，那些代表的身上往往透露出一種明確趨勢，他們似乎忘了自己不過是執行者－我們意願的執行者。封閉的競選名單、議會投票的規程和黑箱作業，最終隔絕了公民的批評，脫離了公民的掌控。因此，公民們越是反思公共事務，越是深感沮喪，他們日益對政治失去興趣。這種情況也導致了腐敗，在許多民主國家，在很多職業政客身上都可看到腐敗的現象。

大衛‧格雷伯說道「我們就是那些被支配的百分之九十九」（We are the 99 percent.） (大衛‧格雷伯, 2014)當前的政治體系犧牲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權益來保障百分之一人的利益，現實的政治將職業政客與金融資本主義融為一體，當政治成為經濟和金融利益的附庸，抗議者的目標就不在於如何與現存的體制尋求協商妥協或任何可能的讓步。一個社會的政治會有正面發展，也有可能走向貪汙腐化，其發生的關鍵還是在於領導者貪圖私利的本質與無窮的權力感。若缺乏外在政治制度的預防或是公民的積極監督，就很容易萌生衰敗的禍端，甚至形成惡性循環。在後工業時代，金融服務取代了工業生產，資金金融化後，貨幣的虛幻價值不斷地被再生產，工人日益貧窮，而學生也在畢業後受到就學貸款清償的壓力，而整日感到不安茫然，金權政治愈來愈嚴重，社會不平等也愈來愈嚴重。

諾貝爾獎得主史帝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在著作《不平等的代價》中所分析，政治權力的不平等加深了經濟分配的不平等，而經濟的不平等更惡化了政治的不平等，整個社會階級向上流動，似乎成為無法實現的夢想。最後青年與勞工面臨的現實不平等、被偷竊的未來，以及對代議民主的不信任，將以社會運動的形式爆發。撰寫《為甚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的大衛格雷伯說道：「當權者從來不會自願放棄任何權利。就我們擁有的各種自由而言，那不是因為一些偉大、明智的制憲元勳把它們授予我們，而是因為像我們這樣的民眾，在任何願意承認人民擁有那些自由之前，就堅持要行駛那些自由，從事與我們此時此地所做同樣的事。」無論是在民主國度或獨裁國家，人民有組織或無組織的透過網路科技展開一波又一波的反抗行動，有的成功地敲響獨裁者的喪鐘，但更多的是在新公民運動以後，這些反抗力量開枝散葉的轉化成更有利的監督機制，對政府提出更嚴厲的批判。

格雷伯說：「改造性的想像力已經發生、正在發生，且將來肯定還會繼續再發生。我們發現我們的視野用力推開了；發現我們開始質疑，本來我們以為不可能發生的事實實際上真的有可能發生。這類事件促使我們反思過去我們自以為了解的一切。」 (大衛‧格雷伯, 2014)我們必須不斷的重新想像民主，並不斷的向前摸索。

費南多‧薩巴特說到：「政治家是一名司機，不可以讓他隨時做決定該帶領我們去甚麼地方，而是應該由我們所有人共同商定到底去何方。如果這位司機駕駛技術高明，熟悉道路，甚至還知道可靠的捷徑，我們不妨從煩心事理解脫出來，整個行程用不著為他指點方向，自己還能時不時閱讀一本小說，欣賞沿途美景。然而，我們不能過於掉以輕心，以防在某個糟糕的時刻司機打盹睡著，汽車偏離了公路……。」 (費南多‧薩巴特, 2015)若政府無法回應民意，人民能行使選舉權進行政黨輪替，採取社會運動及公民不服從是最後手段。如果我們希望擁有一個更加成熟、不壓抑的社會，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透過教育，培養公民的節制與謹慎。

亞里斯多德向柏拉圖求學時柏拉圖曾說道：「 沒有人不須經由『啟蒙』就會擁有這些知識吧？雖然他們是存在於我們的靈魂裡，但是若沒有經過學習，永遠都只是駐留在靈魂的深層當中。」政治社會化對於個人或社會而言都是必要的。對個人而言，舉凡對公共事務的激發、政治知識的累積、獨立思考判斷能力的形成，都須透過政治社會化達成；對社會而言，政治社會化所傳遞的政治價值、看法等可以整合社會成員分歧的意見、形塑政治共識，進而達到維繫社會秩序的目的。在學校奠定的基礎知識，透過正規公民教育，包括政府組織、公民權利等，建立獨立思考能力，修正、適應並強化對社群的了解、應對與認同，進而對公共事務產生向心力；成年時，政治模式漸漸定型，由於基本勞動條件、工資等通常由政府的勞動政策、法規所界定，因此勞工的政治意識也會提升，此外，媒體是成年人獲取外界資訊最主要的來源，報刊、電視、廣播所報導的政治新聞或相關評論，相當程度的影響了人們的政治判斷。

Sapere aude！（要勇於認識！）要有勇氣運用你的理智，這是啟蒙運動的口號。我們不能削弱個體責任感的重要性，同時也應該認識社會責任心的意義，否則周遭的境況就會警告我們－整個世代必然會在災難中收場，因為我們原本具備參與決策的能力，現在卻將它讓給別人，自己還渾然不覺，殊不知那些政治決策或早或晚都會影響到我們自己。公民教育的基礎是哲學反思，而不應壓縮為一套政治正確的禮貌教養。人的生命容不得過分簡化，總體的視野是非常重要的。最廣闊的視角就是最適宜的視角，帶著這樣的視角，我們的生命得以舒展開來，而不會變得渺小，此時此刻，你擁有最後的發言權，你要努力把握這個權利，因為沒有人能讓你放棄，也沒有人能代你發言。政治背後牽連的是－我們想要過甚麼樣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