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間，小孩怎麼會去上學？

「這個時間，小孩怎麼沒上學？」

只要家裡的孩子沒有去學校，無論是在家自學還是拒學，這大概都是時常會被問到的一題。不過，這個問題其實也可以反過來問。

我曾經想像過，假如我沒上學的話，可以做什麼呢？

去上學是被動的，不想去上學也是被動的

到了國中階段，翅膀稍微硬了的時候，我真的翹課了。

在那段日子裡的某些早晨，我一如往常走出家門，走到巷口，回頭確認沒有街坊鄰居正往巷口看，隨即立刻躲進一旁的電箱後，等著我爸媽的車駛出巷口。他們離開之後，我偷偷摸摸回到家裡，睡覺、看漫畫、看書、看電視、打電動。學校那裡則靠平日建立起來的乖寶寶印象混過去，什麼姑姑結婚、阿姨生小孩之類的藉口，隨便亂掰。

高中時，在大學聯考前那半年，我偶爾會在宿舍的床上裝病，等室友們去上課之後，爬起來看村上春樹。我睡上鋪，陽光在上午會從後山上曬進來，窗外有鳥叫。《聽風的歌》的「我」不用上學，《挪威的森林》的渡邊君也不用上學。我為什麼在這裡裝病呢？假若有一天我掉進《發條鳥年代記》的那口井裡，這些上學的日子能夠幫助我面對那樣的黑暗與孤獨嗎？後來我只記得幾個同學一起租了漫畫跟小說，拚命把《銀河英雄傳說》跟《沉默的艦隊》在考前一個月內一口氣讀完。

面對學校教育的強制性與厚重的儀式性，制服、髮禁、莫名其妙的規定，不考的科目或要考但看起來很沒用的東西，覺得虛無乏力，而產生如同我經歷過的那種迷惘，也許是某些孩子拒學的原因之一，也可能是許多家長考慮讓孩子在家自學的緣故。

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為什麼要上學」的懷疑，並且因此而展開「不去學校」的行動，往往是抵抗或反擊，而不是積極的行動。在這種情況下，去上學是被動的，不去上學也是被動的。

但「去上學」這件事情，在一百年前的台灣卻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積極意圖。

學校有鞦韆跟跑道──那是什麼鬼地方？

在台灣，以國民為範圍，統一學制、教材與進度的國民教育，是從日本殖民時期開始的。初期，大多數台灣人對日本殖民政府提供的國民教育普遍沒有信心，而傾向於將小孩送到傳統的書房去讀四書五經。

如上圖所示，在日本殖民台灣四年後的明治32年（1899年），台灣就學的子弟仍大多選擇傳統的書房教育，但在十年之間社會文化的主要潮流完全逆轉，到了明治43年（1910），大多數受教育的台灣子弟，都選擇（或被決定）進入殖民政府設置的學校就讀，「體制外」的學生反而是少數了。1943年殖民政府正式實施實施義務教育，到日本結束殖民統治、二戰終止前一年的1944年，入學率是71.17%。

也就是說，雖然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即使到末期仍保有選擇是否接受近代國民教育的空間，但大多數台灣家長與子弟的就學意象，已經從「體制外」轉變為「體制內」。

這是怎麼回事呢？有一個人物的故事也許可以給我們線索：

類似的狀況在同為抗日運動家、爾後成為台灣言論界聞人的吳三連身上也可看到。吳三連出身貧窮家庭，父親對於作為一個漢民族擁有相當的堅持，認為只有儒家才能算是學校；並對於設有鞦韆等運動場的公學校抱有強烈的偏見。因此，書房畢業之後，吳三連只好放棄繼續上學的意願在家中幫忙。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鄰近的村莊設置了學甲公學校，因此母親開始興起讓他進入公學校就讀的念頭；唯父親依舊反對。親友們為了說服父親，只好不厭其煩地勸告：時代已經改變了，為了獲得新知識一定要到公學校讀書，最後終於獲得父親首肯上學。日後吳三連便每天單程步行40至50分鐘路程到公學校上課。（引自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p182）

我曾聽聞許多自學家庭的母親，為了讓小孩不要接受標準化的教育制度，和伴侶發生了嚴重爭執，時常用「家庭革命」來形容意圖讓孩子自學的行動。而吳三連的母親在一百年前成功達成了家庭革命，為的反而是讓小孩去學校，接受標準化、一致化的教育。

多麼有趣。在國民教育剛來到台灣的那個時代，去政府提供的國民學校反而是一件奇怪的事，需要家庭革命才能做到。人們假如要送小孩去學校，反倒需要回答：

「大家的小孩都沒去學校啊，你為什麼要送小孩去學校？」

「你的小孩去學校以後會不會有銜接問題？」（還真的有！這八卦我就放在附註裡）

「你的小孩又沒有沒去過學校，你怎麼知道他不適合不去學校？」（多重否定句）

上不上學，也許都需要一個積極的理由

當不去學校才是正常的、常見的、習慣的做法，去學校就得要回答許多問題。反過來說，當去學校才被視為正常的時候，去學校反而都不需要被檢驗，彷彿學校都沒有銜接問題、都可以保障未來的就業、都有和樂相處的同儕了。

遵循社會習慣而行動，自然而然，便沒想過理由，通常也不會被旁人要求一個理由；相對地，反抗社會習慣而行動，雖然時常會被旁人要求一個理由，但因為根源僅僅是反抗，說出來的理由也大多是掰的或聽來的，並不根深蒂固，而時常會陷入自我懷疑。

在國民教育還不完全是社會主流的時代，雖然不求學直接進入社會仍是不少兒童的人生，吳三連的母親以及許多的父母，察覺世界正在快速轉變，而殖民政府提供的學校教育能夠帶給孩子適應未來社會的新知識，於是不惜發動家庭革命，也要讓孩子接受學校教育。

在那個時候，有許多台灣子弟去上學不是因為大家都去上學，不是為了「社會化」好適應過勞的、痛苦的社會，也不是對「不上學」的反感或抵抗，而是積極地想要變化，迎向快速變動的世界。

這個時間，小孩怎麼會去上學？

現在我們家小孩在上學時間在外遊歷，總是會被問「這個時間，你怎麼沒去上學」，但在一百年前，吳三連的媽媽被問到的問題可能是「這個時間，小孩怎麼會去上學？」

她也許會這樣回答：「因為要積極面對變動的世界。」

2019年的現在，世界變動得比一百年前更快。無論我們跟孩子決定要什麼樣的教育，是遵從社會主流習慣嗎？是對社會主流習慣的抵抗嗎？還是我們像吳三連的母親那般、像一百年前許多決定要去接受國民教育的台灣子弟與其父母那般，積極地準備要變動、要去迎向未來世界呢？

我想，無論體制內或外、去或不去學校、是否在家自學，無論怎麼切分那些界線而我們又站在哪一邊，重要的是，面對「這個時間，小孩怎麼去上學？」或「這個時間，小孩怎麼沒上學？」這一組問題，我們也許都可以有一個積極的理由。

至於吳爸那種「學校有鞦韆欸好奇怪」，這種因為不習慣而產生的問題，敷衍過去就算了吧。

附註，小孩去學校後結果社會適應不良的八卦：

《殖民地台灣近代教育的鏡像》這本書裡提到，1930年代公學校（給台灣人讀的小學）畢業生超過全島兒童的三成。以殖民政府的立場來說，教育第一重點是洗腦，所以最好都送來學校洗腦，洗完成為三千年傳統優良的血脈相融的堂堂正正的大日本帝國民之後，都回去乖乖種田。

但這些畢業生作為島上經歷文明洗禮、接受新教育（即使只有公學校）的一群本島人，很多都不想回去務農，可當時的社會百業並沒有這麼多工作給這群本島人畢業生。日本人教師批評公學校畢業生：「自以為是高級青年」、「不能成為領薪水的人，不能輕鬆賺錢，而又討厭流汗身體勞動，什麼工作都沒有，只好整天遊手好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