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站，面談和家訪

　　記得有一次，一群準申請人的場合，其中一人講起最近為了交書審資料去健檢，卻突然感覺要讓人檢視自己的健康狀況、甚至是家族病史，頗有些被挖掘隱私的赤裸感。同席一位年輕的女生笑回，「聽說恐怖的還在後面呢。」一旁的社工推了推眼鏡，也笑了，不置可否的點點頭。

　　面談的階段，好像是一場考古，而我們是被挖掘的文物。那些許久以前埋藏在身體裡的記憶，不僅要被挖掘、開啟、探究，還要還原、重建，像擺在展示玻璃窗內的復刻現場，重新供人檢視評價。心情雖然彆扭，但細想，其實也不奇怪，社工原來既是素昧平生，要在短時間內認識，並對申請人進行評估，也只能是如警察辦案一般，逐條細問，不放過任何一個枝微末節。

　　媒體人黃光芹也是收養人，提到面談過程，她的形容是像蛙人赤身爬過天堂路，「殘忍」、「難堪」。除了財務狀況被拿出來檢視，更因她曾經有過兩次離婚紀錄。對她來說，要重新回憶、提起那些過往，還要向外人的種種質疑提出解釋，就像是在傷口上灑鹽。她不明白現在的她和先生有穩定的婚姻關係，且提出收養的人是他們，為何還要糾結年少的過往，好像非要給出一個交代。

　　黃光芹的經歷雖然不是大家都有，但人生走到三四十歲，就算沒有經過大風大浪，也總是有一些不願與人言說的磕磕絆絆。當事情存在「人」與「情感」的變因時，問題就會變得複雜。言者表達出來的，傳遞到聽者那裡，角度不同、思考不同，最後會解讀成什麼樣，也是個未知。若真坦言不諱，該說到什麼程度才合適？淺談顯敷衍，深談又怕節外生枝；太多負面資訊和負能量情緒肯定不行，畢竟誰也不希望孩子在一個終日鬱鬱的環境成長；可盡呈現美好光明的一面，正向樂觀的太過，又顯得這人有點天真，缺乏意識問題的能力，也不見得靠譜。到底是一件很難拿捏分寸的事。

　　遞出收養申請之前，我曾把網路上能夠找到的收養資訊、別人分享的經驗大致搜尋過一遍，一方面是未來可能會碰上些什麼事，給自己先做點心理準備；再者，也多少有些避免「踩雷」的意味，像考前準備考古題一樣，看看別人的難點，或是不過關的都是些什麼狀況。若自己有類似的情形，還能預想一下應對。

　　我和先生的成長過程、人生經歷都很一般，沒有一路開綠燈的一帆風順，也沒有高潮迭起的連續劇情，或讓人不忍回溯的心理陰影。所以在面談階段，不像黃光芹感受到深刻的掙扎。比較糾結的主要就是分寸的拿捏，比如我們和原生家庭的關係都不是很親密，雖然不是有什麼嚴重的衝突，平時還是常聯繫，但沒有辦法深入地聊或分享內心的感受，情感的依附上比較獨立一點。

　　這樣的家庭關係或許很普遍，但事情的大小因人而異。於我而言，曾有段時間，對不被理解，缺乏歸屬感，有難以釋懷的情緒。後來雖然心態上放下許多，能用世代之之間、個體之間的差異，及父母的原生家庭，去理解他們的立場。但這卻像一個如影隨形的魔咒，有時會害怕，在自己為人父母之後，會不自覺的帶入原生家庭的模式，最終複製出同樣疏離的親子關係。

　　這些感受在面談過程，我也蠻坦誠，沒有太避諱。只是敘述時希望盡量客觀一點，少一些抱怨。先生在這些事上，稍微和我有不同的意見，他是盡可能的「降低風險」派，既然聽者的想法無從控制，就寧可報喜不報憂。我則認為，重點不在人生或關係中沒有汙點，而是我們如何面對這些挫折。自己的年少輕狂也好，環境施加的無可奈何也好，所得的體悟，若能讓我們往後的步伐更開闊寬容，更自信堅定，甚至是更謹慎小心，都是一種獲得，也就不枉費走過時的艱難。即便這是人生中極漫長的過程。

　　以下列出一些面談可能會碰到的問題：
　　一、成長背景及人格特質：家庭成員、和家人的關係，求學和工作歷程、生命中的重大事件及對自己造成的影響。
　　二、個人健康狀況及家族病史。
　　三、財務狀況及理財規劃、經濟分工。
　　四、婚姻狀況：夫妻雙方的優缺點、溝通方式、曾經發生過的衝突及解決、家務分工。
　　五、關於收養：決定收養的過程、收養這件事對家庭的幫助、對個人的意義。
　　六、親職經驗：管教態度、教養理念、教育期待與規劃、居住空間的安排、對孩子到來的準備、主要照顧者是誰、是否有其他家人提供協助、替代監護人。

　　我們兩人各自和社工面談，聯合面談，再加上家訪，前後大概談了四、五次。如果同住的人除了夫妻，還有其他家人，家訪的時候也都要在場，花費時間或許會更多一些。我們的同住者只有兩個兒子，沒有長輩。家訪那天，特別幫哥哥跟學校請了一天假，過程中社工也不時問孩子一些問題，比如平常都玩些什麼、對以後有妹妹的想法等等。我們沒有事先指導孩子們該說些什麼，就讓他們各憑本心去應答，所以當兩歲半的弟弟被問到想不想有妹妹時，就很直接地說「不想」，媽媽當場頭上三條線。

　　其實社工接觸過的家庭和個案多如牛毛，家人的反應、我們的顧慮，他們大概都瞭然於胸，也見怪不怪。所以申請人儘管可以預想先做準備，但也不用太過緊張，自己嚇自己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