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國中是一所男校。三年青春，留下的記憶非常少。照理說，十三到十五歲應該有許多鮮活的成長故事，有值得記住一輩子的好朋友，但我幾乎都忘了。我們那班同學，畢業到現在一次也沒有聚過。彷彿大家都迫不及待把那段記憶抹掉，從此不再回頭。
不，我並沒有遭受「針對性」的霸凌、孤立和羞辱，更沒有碰到性騷擾和性侵（男生當然也可能遇到），相較之下，我應該算是幸運的吧。但一想起國中生涯，仍有不堪回首之感。畢竟整整三年，集體暴力和恐懼都是日常。
上國中要考一場「智力測驗」，後來才知道那是「能力分班」的依據。開學才發現我這班有不少老師、民代、大老闆的小孩，都是請託進來的。天地良心，我真不是故意要被編進「第一好班」（那時我們的老師並不用A段班、B段班的說法，而是更直白的「好班」、「壞班」）。若是時光倒流，我一定會故意考爛一點，我的國中生涯應該會比較快樂。「好班」學生的唯一使命，就是高中聯考要上第一志願。考試動輒以滿分為準，少一分打一下。若是小考只有兩題數學證明題而你竟然寫錯，那就捱五十或一百下。每次大考結束就照分數重排全班座位，考得好的坐中間，分數低的發配「邊疆」。一聲令下，幾十人快手快腳收拾東西換座位，那股肅殺之氣，挪動桌椅轟轟然的聲響，歷歷難忘。班導在家開補習班，全班同學下課都要去補數學，沒有例外。快四十年了，我仍深深記得那擠滿國中男生的房間裡長年浸潤上百隻臭腳丫的氣味。
我寫過一位國中同學的故事：不知是哪位名醫還是大官的兒子，請託進了我們班。他鋼琴彈得極好，也能讓鼓號樂隊單鍵小號吹出直入雲霄的美麗旋律。但他英數理化實在不行，上課總是雙眼呆滯，只在捱打時候才醒過來，蹦跳著躲避老師的板子。他愈躲，老師愈生氣，揍得更起勁，他痛苦地咧開嘴，滴下一條口涎。那個彈琴吹號發出神光的天才，活活被揍成了畜生。終於有一天他不再來上課，聽說送到國外去了。
老師們揍起人來，各有各的專業。班導用一根極長的籐條，揮起來颼颼地，感覺很恐怖，其實還不算最痛，一次伸兩隻手，只有遠端那隻捱打會疼。我們比較怕她叫我們轉過身去打大腿肚：國中生穿短褲，腿上一條條赤青鞭痕實在難看，也比打手心疼得多。有幾回她特別生氣，要我們手掌翻過去，揮籐條打手背，幸而實行次數不算太多。有的老師揍人用一指厚、三指寬的木板，那比籐條厲害，沒打幾下手掌就紅亮亮地腫起來，老半天不消。但真正厲害的是拆一條椅子腿揍人，懶懶揮下來沒什麼聲音，力道卻實實沉沉，手心、大腿肚捱一下，就夠受了。
測驗卷張張相連到天邊，美術課音樂課都「借課」考英數理化（借完從不見還），補習完回家還要寫功課。真恨不能生一場病，請幾天假好好睡覺（那時我既不懂得裝病，也不懂得叛逆）。我沒有讓爸媽知道老師如何揍人，父親一定會去學校請老師不要打我，老師會在全班捱打的時候叫我站一旁觀賞：「還有誰嬌生慣養不想被老師打的，叫你爸媽來跟老師說！」開玩笑，我才不想被全班排擠。
其實我們同學感情不錯，還發展出集體作弊的默契。老師讓我們互改試卷，我們會連答卷筆一起傳過去，讓改卷子的同學幫忙塗改。有一次考題特別難，答案卷塗改特別多，讓老師抓到了。結果是全班排隊受罰，她憤怒地揍我們一整節課，打斷了兩根籐條。
整個國中三年，「聯考」就是遮蔽整個天空的恐怖魔王。終於到了那一天，我坐在考場，緊張得心悸反胃。鈴響，顫著手翻開試卷，我定睛掃過題目，竟然笑了出來。全部科目考完，甚至感到微微失落：被狠狠鞭打三年，無窮無盡的惡補、考試、體罰、羞辱，把我們逼成「精銳級最強答題機器」，就為了這幾份其實並不刁難的試卷？值得嗎？
時至今日，我的國中導師偶爾還會出現在惡夢裡。那是千千萬萬領教過填鴨教育的台灣小孩都會做的「考試夢」：你在考場，什麼都不會寫，或來不及寫，或寫完了卻都填錯格，或跑錯教室找不到座位......，一身冷汗驚醒，發現自己已經不用聯考了，乃大大鬆一口氣，悲欣交集。
啊是的，當年我也聽過那句話：「你們現在恨老師，以後你們都會感謝我。」不，我已年過五旬，仍然並不感謝她，也不想再見到她。
但老實說，我也未曾恨過她。她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她和我們一樣不快樂，甚至比我們更不快樂。我們畢業、長大、出社會，她卻得留在那瀰漫中學生臭腳味的無間地獄，直到退休。
或許，她才是最可憐的那個人。
（寫給《財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