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者:潘少瑜(台大中文系副教授)
時間:2023.11.22
1.不同於班雅明〈譯者的任務〉中認為,譯作要忠於原作,潘少瑜老師則認為,譯者會受社會文化規範影響,不可能完全忠於自己。
2.語言是有機的整體;翻譯是將客方語言(外語)與主方語言(母語)的不同脈絡,視為一個整體的脈絡,即「雙重脈絡化」。
3.接著由潘少瑜老師的論文〈世紀末的憂鬱:科幻小說《世界末日記》的翻譯旅程〉探討「世界末日」的概念;「末日」源於猶太教與基督教傳統,在近代(1840-1919)透過宗教和文學的載體傳入東亞,又結合了天文學的研究(脫離人類中心),經媒體廣泛報導,漸成為集體想像的一部分。
4.中文語境裡,已有「末世」一詞,意謂朝代衰亡、家族殘敗,又如佛教原有 「劫」的概念,古印度傳說世界經歷數萬年毀滅一次,成住壞空(指世界從形成到毀滅的四個階段),週而復始,一個週期稱為一「劫」。東西「末日」差異在於,西方為線性的歷史觀,東方則為循環的歷史觀。
5.清末梁啟超翻譯的〈世界末日記〉是第一篇以世界末日為主題的中譯小說,其底本為日本作家德富蘆花的譯作〈世界の末日〉,而日譯的底本則是法國天文學家佛林瑪利安所著〈地球末日〉(The Last Days of the Earth)(未找到法文本)。
6.當今各種世界末日理論,已大幅降低了宗教性、道德性的意涵(信教的減少?),對多數人而言,地球和人類的毀滅未必代表著上帝對世人罪惡的終極審判,而更像是大自然對人類的全面反撲(非真正的世界末日,世界還在,只是人不在)。
7.過去部分學者在研究中國近代翻譯小說時,直接讀西文原著與中譯本,忽略日譯本在形塑中譯本和媒介東西文化方面的重要性,誤以為中國譯者不顧原作。
8.19世紀天文學的發展,科學家領悟到地球和人類終將有滅亡之一日,透過觀測遙遠的星空彷彿預見了自身黯淡的未來,天文學成為一門「憂鬱的科學」,隨著天文知識的普及激起的悲觀主義,帶動了「世紀末」文學的風潮。
9.佛林瑪利安使用了大量的古生物學名詞來描述地球歷史的六個時期,而德富蘆花則將許多專有名詞刪除,並將整段文字撮譯為寥寥數句,使文章的風格變得簡潔許多。梁啟超的中譯本更進一步削弱了小說中的科學論述,將〈世界末日記〉純粹當作抒情作品,而不在乎其科學性及預言性。
10.在清末民初受洋人欺負、民不聊生的背景下,梁啟超利用夾註的方式,將原作歐洲人對自身命運的憂懼,轉化為中國國族復興的樂觀前景。
實在很難想像,當時的譯作能夠不照原作的內容翻,將譯作當作自己的原作,甚至將原作的原意、問題意識,轉為譯者自身的問題意識。如:嚴復的《天演論》譯自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美麗新世界》赫胥黎的阿公),原作反對將「進化」看成是人類「倫理」的基本動力,並反省與思考進化論式的宇宙樂觀主義,憂慮不容逆轉的人類進步。然而,嚴復在翻譯時卻刪去原書名中的「倫理學」,並主張以天演自然的說法串穿全書,以便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當成一種符合「運會」與「世變」的「宇宙公例」。簡單說,即原作批判社會達爾文主義,譯作卻支持該主義。
由此可知,不同時代,有不同時代譯者的任務,即所為何用的問題(任何文本都希望被閱讀、被應用,並賦予意義與價值)。清末民初,急需引入西方思想,以達成救亡與富強之路。說好聽是去蕪存菁的將西方主流思想引入東方,實則是擷取認為必要的,而忽略不必要的(但可能是原作必要的)。當今引入國內的譯作,亦須考量其對國內讀者的價值與意義(才能不虧錢)。筆者的立場不同於德希達所認為的,譯作不可作為原作(原作具有不可替代性),而是認為譯作也是一種原作(沒有譯作就沒有原作(原譯之分)反之亦然),而讀者的詮釋亦是一種翻譯。翻譯作為一種詮釋,不僅限於文字,身體、行動等「關係」也是可閱讀詮釋的文本,
語言是有機的整體,重點不是新的概念如何翻譯的問題,或者說新概念並不限於文字符號;新是相對的概念(相對於舊),在不同文化、脈絡、專業、群體、個人的身上,同一個概念會有不同的理解產生時間上的新舊。故應持續保持開放的思想,接受不同脈絡的詮釋,以擴大視域、融合視域。
2023/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