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想像與現代意識：翻譯文學的介入
迪堡‧席林 (Diebold Schilling)《與 1456 年觀測到的兩顆彗星有關的災難》(Disaster in connection with two comets sighted in 1456)
講者：潘少瑜（台大中文系副教授）
時間：2023.11.22
1.不同於班雅明〈譯者的任務〉中認為，譯作要忠於原作，潘少瑜老師則認為，譯者會受社會文化規範影響，不可能完全忠於自己。
2.語言是有機的整體；翻譯是將客方語言（外語）與主方語言（母語）的不同脈絡，視為一個整體的脈絡，即「雙重脈絡化」。
3.接著由潘少瑜老師的論文〈世紀末的憂鬱：科幻小說《世界末日記》的翻譯旅程〉探討「世界末日」的概念；「末日」源於猶太教與基督教傳統，在近代（1840－1919）透過宗教和文學的載體傳入東亞，又結合了天文學的研究（脫離人類中心），經媒體廣泛報導，漸成為集體想像的一部分。
4.中文語境裡，已有「末世」一詞，意謂朝代衰亡、家族殘敗，又如佛教原有 「劫」的概念，古印度傳說世界經歷數萬年毀滅一次，成住壞空（指世界從形成到毀滅的四個階段），週而復始，一個週期稱為一「劫」。東西「末日」差異在於，西方為線性的歷史觀，東方則為循環的歷史觀。
5.清末梁啟超翻譯的〈世界末日記〉是第一篇以世界末日為主題的中譯小說，其底本為日本作家德富蘆花的譯作〈世界の末日〉，而日譯的底本則是法國天文學家佛林瑪利安所著〈地球末日〉（The Last Days of the Earth）（未找到法文本）。
6.當今各種世界末日理論，已大幅降低了宗教性、道德性的意涵（信教的減少？），對多數人而言，地球和人類的毀滅未必代表著上帝對世人罪惡的終極審判，而更像是大自然對人類的全面反撲（非真正的世界末日，世界還在，只是人不在）。
7.過去部分學者在研究中國近代翻譯小說時，直接讀西文原著與中譯本，忽略日譯本在形塑中譯本和媒介東西文化方面的重要性，誤以為中國譯者不顧原作。
8.19世紀天文學的發展，科學家領悟到地球和人類終將有滅亡之一日，透過觀測遙遠的星空彷彿預見了自身黯淡的未來，天文學成為一門「憂鬱的科學」，隨著天文知識的普及激起的悲觀主義，帶動了「世紀末」文學的風潮。
9.佛林瑪利安使用了大量的古生物學名詞來描述地球歷史的六個時期，而德富蘆花則將許多專有名詞刪除，並將整段文字撮譯為寥寥數句，使文章的風格變得簡潔許多。梁啟超的中譯本更進一步削弱了小說中的科學論述，將〈世界末日記〉純粹當作抒情作品，而不在乎其科學性及預言性。
10.在清末民初受洋人欺負、民不聊生的背景下，梁啟超利用夾註的方式，將原作歐洲人對自身命運的憂懼，轉化為中國國族復興的樂觀前景。
實在很難想像，當時的譯作能夠不照原作的內容翻，將譯作當作自己的原作，甚至將原作的原意、問題意識，轉為譯者自身的問題意識。如：嚴復的《天演論》譯自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美麗新世界》赫胥黎的阿公），原作反對將「進化」看成是人類「倫理」的基本動力，並反省與思考進化論式的宇宙樂觀主義，憂慮不容逆轉的人類進步。然而，嚴復在翻譯時卻刪去原書名中的「倫理學」，並主張以天演自然的說法串穿全書，以便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當成一種符合「運會」與「世變」的「宇宙公例」。簡單說，即原作批判社會達爾文主義，譯作卻支持該主義。
由此可知，不同時代，有不同時代譯者的任務，即所為何用的問題（任何文本都希望被閱讀、被應用，並賦予意義與價值）。清末民初，急需引入西方思想，以達成救亡與富強之路。說好聽是去蕪存菁的將西方主流思想引入東方，實則是擷取認為必要的，而忽略不必要的（但可能是原作必要的）。當今引入國內的譯作，亦須考量其對國內讀者的價值與意義（才能不虧錢）。筆者的立場不同於德希達所認為的，譯作不可作為原作（原作具有不可替代性），而是認為譯作也是一種原作（沒有譯作就沒有原作（原譯之分）反之亦然），而讀者的詮釋亦是一種翻譯。翻譯作為一種詮釋，不僅限於文字，身體、行動等「關係」也是可閱讀詮釋的文本，
語言是有機的整體，重點不是新的概念如何翻譯的問題，或者說新概念並不限於文字符號；新是相對的概念（相對於舊），在不同文化、脈絡、專業、群體、個人的身上，同一個概念會有不同的理解產生時間上的新舊。故應持續保持開放的思想，接受不同脈絡的詮釋，以擴大視域、融合視域。
2023/1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