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關於「棉花糖實驗」的討論裡,我們注意到,一項心理學實驗的設計,往往反映了實驗設計者的關懷,乃至於其所屬的時代對於哪些考察維度是重要的、怎樣的性格特質應當被視為一種美德的理解。
第一個版本的棉花糖實驗之所以會得到「有自制力的孩子未來發展較好」這樣的結論,很大程度就是因為,他們從一開始就已經是基於這個結論來設計實驗。箭矢已經發射出去,要做的只剩在它落下之處畫靶。
除了自制力,在這個重視個人主義與工具理性的時代,無論是「成功學」還是「進步思想」,宣揚者都會不斷地強調「選擇」。企業教練會告訴你「選擇比努力更重要」,要你找到「風口」,去把資源投注在最合適與最有效率的地方、或告訴你應該讓自己保持主動性,「是你去選擇工作,而不是讓工作選擇你」。
進步陣營也會告訴你,譬如說:女性主義不是說你不能結婚生子、不能穿裙子穿高跟鞋、不能在情感關係中總是處於被動。而是,你應該要有所選擇。你可以從事各式各樣的工作,可以追求職涯上的發展,你也可以自願地當一個家庭主婦;你可以基於你的理由選擇你自己的服裝,無論它看起來符不符合傳統意義下的「女性化」;你也能基於你認可的任何一種浪漫愛腳本去經營你的親密關係,重點是你在關係中是否感到舒適與自由,無須因為你「看起來太像一個傳統女人」就懷疑自己是否是個不合格的女性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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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那些想法,在其可運作的範圍內都相當有道理。去讓人們對於「主動思考與選擇自己想要的」有所意識,也具有相當的啟蒙意義。然而,在實際生活世界之中,一項不應該被忽視的問題是:很多時候,人們並非不想要去做那些選擇。有時是因為人們沒有意識到人可以擁有那些選擇,但在另一些時候,我們即便意識到了那些「應當要屬於所有人的選擇」,卻還是相信,那些選擇並不屬於我們。
在差勁條件下工作的人,並非全都是能夠「吃苦當吃補」的認命者。很多人之所以沒有離職去找其他工作,不是因為他想要選擇繼續待在原來的地方,而是他沒有條件應對可能缺乏薪水的那段時間對他整體生活帶來的風險。許多人無法「做自己」也不是因為他們不想,而是這個社會仍然持續地對不符合社會期望的行為與特質設下重重障礙、甚至施與懲罰。
同時,社會階層或條件的維度也是複雜的。蔡英文能成為台灣總統、歐巴馬能成為美國總統,並不意味著性別在台灣、或種族在美國就完全平等。他們的成就確實象徵了社會一定程度下出現了過往不存在的開口,但那樣的開口仍不是面對每個相對弱勢群體。而是在一些社會面向中弱勢,另一些面向中擁有其他經濟或文化資本的人,才擁有了那種選擇與被選擇的機會。
「選擇」是這個時代推崇的價值,「做選擇的能力」是這個時代強調的美德。然而,在沒有考慮到「讓選擇能成立的條件」的情境下強調選擇,有時可能會將一種大方向上具有啟發作用的觀念,不知不覺導向某種「窮人就是不努力」式的偏差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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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類百年來的歷史進程中,我們看到了,即便科技與生產力日益進步,人類也並未擺脫對於「資源稀缺」的內在焦慮。掌握最多資源的資產階級與大企業,永恆地害怕著在未來的任何一個市場發展階段中如同Nokia那樣,從一個「理當不可能被擊敗」的地位上,被從高速運轉的列車中甩下來。
位居中間的人們也害怕自己與下一代失去當前的這種「還過得去的生活」,努力地想要透過經濟與文化資本的傳承,去在不可見卻無處不在的競爭當中,盡可能佔據相對有利的位置。而另一些人,《一九八四》中最大多數,無論「上方」如何輪轉更迭,永遠屬於底層的無產者,則最後進到房間,挑選著地上僅剩的那些人生。
在這樣的圖景中,每個人都在自己存活的範圍內,做出了有限的選擇。擁有越多社會資源的人,他理論上的「有限」範圍將越大。認識了自身自由的人沒有辦法再去選擇不自由、認識了痛苦與壓迫存在的人無法去選擇同意那樣的生活。就像你大學時遇到的那些,去念那個科系不是出於興趣而是因為「不想浪費分數」的同學一樣。雖然看起來有比較多的選項,但其實其中的多數根本就不可能真正被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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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仍要去在那些對我們來說開放的選項中找到那個最讓我們想要的,那是你的選擇,是你的環境、你的身體、你的性格、以及你與這一切互動一生時做的種種反思與反抗--共同給出的向量。一方面,人要為這個最後落實出來的結果負責;另一方面,它也就是這些力要通達世界時所經歷的一個節點。
「你為什麼不拒絕?」、「為什麼做出這個選擇?」。我們確實會這樣困惑,但它們只是問題的起點。做這樣的選擇時,他還有什麼實踐上可能的其他選項?這些選項存在於怎樣一個與我們思考時使用的典範截然不同的世界觀?那樣的世界觀,如何在他的意識中、乃至於他的知覺中形成?這很可能是我們需要去一層一層推進的。如果要對另一個人--哪怕僅僅是多一點點地--更加理解的必經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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