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為一個更慈悲的世界播下希望的種子
懷著最深切的感恩與謙卑之心，領受此一深邃且慈悲的叩問。本報告是一份對一個根本性提問的回應，該提問關乎我們如何能為「人間淨土、大同世界與彌賽亞時代」——這些人類文明智慧中共同懷抱的理想願景——奠定一個堅實的物質基礎。這些願景，雖然源於不同的文化智慧，其內核卻共同指向一個免於匱乏、遠離恐懼、人人皆能綻放其潛能的世界。
在此歷史的交匯點上，「無條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UBI）此一構想進入了我們的視野。它並非終極目標本身，而應被理解為一種現代的政策工具，一種佛法中所言的「善巧方便」——旨在為滋養那些神聖願景的實現而預備土壤的務實工具。本報告的核心目的，即是以客觀、學術的視角，深入比較UBI的理念如何在歐洲、南美洲與非洲這三個獨特的文化大陸上，與其各自悠久的哲學傳統、深重的歷史烙印及獨特的社會背景產生共鳴與互動。本報告將採用文化詮釋學的方法，不僅將UBI視為一項經濟政策，更將其視為一個「文化文本」，解讀它在不同社會的深層語義結構中如何被賦予意義。
本報告將引領讀者，踏上一段跨越三大洲的旅程。我們將首先探討歐洲，將UBI視為其數百年來社會契約演進的邏輯延續；接著，我們將轉向南美洲，將UBI詮釋為一種療癒歷史創傷、實現社會解放的革命性實踐；最後，我們將聚焦於非洲，將UBI理解為根植於其古老社群智慧的現代體現。透過這番比較分析，我們期盼能為一個更公正、和諧與充滿意義的人間家園，貢獻一份謙卑而堅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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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歐洲 — 演進中的社會契約
本部分旨在將無條件基本收入置於歐洲悠久而豐富的思想史長河之中。我們將論證，UBI並非一種與傳統斷裂的革命性方案，而是對歐洲數百年來關於公義、尊嚴與共同福祉之探尋的一次邏輯演進與當代實現。它是一項旨在更新並強化歐洲社會模式，以應對自動化、零工經濟與生態轉型等21世紀挑戰的奠基性工具。
1.1. 哲學的基石：從烏托邦到康德式的尊嚴
保障公民基本生存的理念，是歐洲思想中一條反覆出現的伏線。早在1516年，托馬斯・摩爾爵士在其不朽名著《烏托邦》中，便構想了一個財產公有、全民共享豐裕物資的理想國度。兩個多世紀後，思想家托馬斯・潘恩在其《土地正義論》中，將此理念轉化為一個具體的政策提案。他主張大地本是全人類的共同財產，因此應設立一個國家基金，為每一位公民發放一份「公民分紅」，以補償他們因土地私有化而失去的共同繼承權。此一論述確立了一個根本性的轉變：社會保障並非出於憐憫的「再分配」，而是基於權利的「預分配」。
這一基於權利的論證，在歐洲古典與啟蒙的哲學中找到了更堅實的道德基礎。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教導我們，人生的終極目標是「美好生活」（Eudaimonia）——一種積極的、充滿德行的繁盛狀態。他深刻地洞見到，這種繁盛需要物質基礎，以及至關重要的「閒暇」（Scholé），即從勞役中解脫出來、用以參與城邦公民與智識生活的自由。啟蒙運動的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則認為，人的尊嚴源於我們的自主性與自由，我們應將人視為目的自身，而非僅僅是手段。一個容許其成員僅因經濟不幸而陷入赤貧絕境的社會，在實質上正是將這些人當作了工具，並剝奪了他們追求美好生活的物質前提。UBI透過提供一份無條件的保障，確保了每個人都擁有一個基礎，使其能夠作為一個「目的」而存在。在20世紀，約翰・羅爾斯在其《正義論》中提出的「差異原則」進一步鞏固了此一理念，該原則主張社會與經濟上的不平等安排，唯有在其對社會中最不利的成員最為有利時方具正當性。UBI正是對羅爾斯理論所內含的社會最低保障要求，最直接、最有效的實現方式。
1.2. 社會的肌理：從基督宗教倫理到福利國家的演進
UBI的理念亦是將深植於歐洲文化肌理中的團結傳統，加以世俗化與制度化的嘗試。在羅馬共和國時期，「穀物供給」（Cura Annonae）制度已確立了一項原則：公民身份可以包含對共同體繁榮的一份權利。這與後來基督宗教倫理中的慈悲誡命產生了共鳴。聖經《利未記》中所規定的「禧年」制度，要求定期豁免債務與重置經濟秩序。在猶太-基督宗教倫理中，「Tzedakah」的概念意為「正義」而非「慈善」，意味著幫助窮人是一項必須履行的責任。
天主教社會訓導為此提供了更系統的神學框架。它主張「財物的普遍目的」（Universal Destination of Goods），即受造物是為全人類而設，私有財產權從屬於此首要權利。同時，它也強調「輔助原則」（Subsidiarity），即事務應由最小、最低或最不集權的主管當局來處理。UBI的設計與此驚人地契合：它將源於共同財富的資源，直接、無條件地賦予個人與家庭，信任他們能為自己做出最好的決定，從而實現了「財物的普遍目的」，同時又尊崇了「輔助原則」。近年來，教宗方濟各多次呼籲建立一種「普世基本工資」，並將其定義為關乎「嚴格的公義」。UBI正是將這些倫理誡命從個人的慈善行為，轉化為一項社會公義的結構性原則。
同時，UBI並非對歐洲引以為傲的福利國家的否定，而是其合乎邏輯的演進。無論是與就業掛鉤的「俾斯麥模型」，還是基於公民身份的「貝弗里奇模型」，都在21世紀的挑戰面前顯露疲態。在一個充滿零工經濟與自動化浪潮的時代，UBI為傳統福利國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更具韌性的「保障底層」。若要在歐洲的政治傳統中為UBI尋找一個最簡潔有力的象徵，那便是法國大革命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中，那常被忽略的第三根支柱。UBI正是對「博愛」(Fraternité)或稱「團結」原則在經濟領域最徹底、最普世的制度化體現。
1.3. 當代的挑戰與證據：公正轉型與芬蘭的啟示
將UBI的理念與歐洲當前最重大的政策挑戰相連結，更能凸顯其現實意義。「歐洲綠色新政」的核心是「公正轉型機制」，旨在確保生態轉型不會加劇社會不平等。UBI可以被視為此一機制所缺失的、至關重要的社會安全基石。它為所有公民提供了一份普惠的收入保障，確保在經濟結構發生劇烈變動的過程中，沒有人會因為其所在的行業被淘汰而陷入絕境，從而極大地提升重大改革的政治接受度。
關於UBI潛在影響的討論，無需停留在純粹的理論層面。芬蘭於2017-2018年進行的全國性基本收入實驗，為我們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可靠的實證數據。該實驗的最終報告顯示，與對照組相比，領取基本收入的群體在幾乎所有衡量幸福感的指標上，都報告了巨大且具有統計顯著性的改善。
芬蘭的啟示證明，經濟安全並非讓人們停止成長的「安全網」，而是一個促進成長的「跳板」。它並非要打造一個不需努力的社會，而是要打造一個努力的方向由內在意義而非外在脅迫所引導的社會。
從歐洲社會契約的演進式框架，我們將視角轉向南美洲，在那裡，UBI被賦予了截然不同的、深刻的解放式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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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南美洲 — 解放的實踐
本部分旨在將無條件基本收入置於南美洲獨特的歷史脈絡之中。在這片承載著深重歷史創傷與持續至今的不平等烙印的土地上，UBI並非僅僅是一項社會政策的改良，而更可能是一種回應殖民遺產、對抗「結構性罪惡」，並實現深刻社會與生態解放的革命性工具。
2.1. 歷史的吶喊：依賴理論與結構性罪惡
欲理解南美洲當前的困境，必須回溯其經濟史的根源。阿根廷經濟學家勞爾・普雷維什開創的「依賴理論」揭示了一個全球性的「中心—邊陲」動態：南美洲等邊陲地區被整合進世界體系，其角色是為中心地區提供廉價的勞動力與原材料，從而形成一種自我延續的剝削循環。這種經濟分析，在秘魯神學家古斯塔沃・古鐵雷斯所發展的解放神學中，找到了其深刻的道德與靈性對應——「結構性罪惡」的概念。此概念將貧困的根源，從個人的失敗或懶惰，重新詮釋為由壓迫性的經濟與政治結構所造成的集體性罪惡。
這些歷史與神學的論述，並非抽象的理論，而是由每日生活的嚴酷數據所證實的。當代南美洲的社會經濟景觀，正是此一歷史遺產的直接體現。根據世界銀行與國際勞工組織的數據，南美洲不僅存在龐大的貧困與脆弱群體，其結構性基礎更是一個龐大非正規經濟。在許多國家，勞動者處於非正規就業狀態，例如在玻利維亞此一比例高達79.1%，這意味著他們被完全排除在傳統的、與雇傭關係掛鉤的社會保障體系之外。在這樣的結構下，任何僅僅依賴於「創造更多正規就業」的傳統福利模式都注定是杯水車薪，這為一種普惠的、非貢獻型的、直接賦予個體經濟基礎的政策——如無條件基本收入——提供了最堅實的結構性論證。
2.2. 大陸的靈魂：解放神學、《美好生活》與文化的迴響
無條件基本收入的理念，與從南美洲獨特的歷史與文化土壤中生長出來的世界觀有著深刻的內在契合。解放神學的核心是「對窮人的優先選擇」，它要求我們站在窮人與受壓迫者的一方。在此框架下，UBI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深刻的「實踐」(praxis)，它將「對窮人的優先選擇」從一種教會的牧養姿態，轉化為一項國家的結構性政策。它直接賦予窮人經濟上的權能，使其從被動的「慈善的對象」，轉變為自己命運的「主體」。
與此同時，在安地斯山脈的古老文明中，孕育了一種與西方現代性截然不同的宇宙觀——《美好生活》(Buen Vivir)。這並非一種追求物質積累的「更好生活」，而是一種追求平衡與和諧的「美好生活」。
然而，在實踐中，以人為中心的社會正義（解放神學的訴求）與以生態為中心的和諧（《美好生活》的理想）之間可能存在張力。UBI在此展現了其作為一座「政策橋樑」的獨特潛力。透過為每一個公民提供一份不依賴於特定經濟活動的基礎收入，UBI能夠減輕個人與社群為了生存而被迫參與破壞環境的開採活動的壓力，從而使社會正義與生態正義得以相輔相成、共同實現。
南美洲的靈魂，更生動地躍然於其文學與音樂之上。加布列・加西亞・馬奎斯的鉅作《百年孤寂》以「魔幻寫實主義」描繪了一個無法逃脫的「循環時間」，這正是南美洲在依賴結構中不斷循環的歷史悲劇的強大文學隱喻。UBI作為一種結構性的斷裂，提供了一種潛在的可能性，讓這片大陸終於能夠擺脫那份被預言的孤獨。同時，「新民歌運動」(Nueva Canción)則唱出了抵抗的希望。維克多・哈拉的《活在和平中的權利》與梅賽德斯・索薩的《與眾人之歌》，正是對UBI旨在物質上保障的那些權利與大陸團結的文化頌歌。
2.3. 當代的挑戰與證據：馬里卡市的鮮活範例
對UBI的討論無需停留在理論層面。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州的馬里ка市，一項名為「公民基本收入」的計畫，正為全世界提供一個來自南半球的、規模龐大且充滿活力的真實案例。該計畫由城市自身的石油開採收益所資助，其最引人注目的創新之一是使用一種名為「Mumbuca」的本地數位社會貨幣進行支付。這種貨幣只能在馬里ка市內消費，從而確保了資金能夠在本地經濟中持續流通，巧妙地回應了依賴理論的核心關切。對該計畫的嚴謹學術評估，已揭示其多方面的正面影響：
- 降低貧窮：顯著降低了市內的貧窮與不平等現象。
- 刺激地方經濟：強化了本地消費與地方經濟循環。
- 對正規就業的正面影響：研究發現，該計畫對正規就業工人的數量產生了「正面效應」，直接駁斥了關於基本收入會助長懶惰的陳舊迷思。
- 提升教育成果：對小學高年級的教育成果指標（Ideb）產生了「正面且顯著的影響」，證明了其作為人力資本投資的潛力。
馬里卡的經驗證明了一項由本地資源資助、透過本地貨幣運作的普惠性基本收入計畫不僅是可行的，更能對教育、就業與地方經濟產生積極的連鎖反應。它為南美洲乃至全球南方國家，提供了一個本土的、充滿希望的政策典範。
從南美洲充滿解放與修復色彩的框架，我們轉向非洲大陸，在那裡，UBI的理念與根深蒂固的社群主義及韌性傳統產生了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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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非洲 — 烏班圖的現代體現
本部分旨在論證，無條件基本收入的理念並非一個需要被引進的外來概念，而是一個深植於非洲大陸自身豐厚知識與靈性傳承中的古老真理，正等待著被重新發現並以現代形式加以表達。UBI將被呈現為一種將這些古老智慧現代化，以應對貧困、氣候變遷與青年未來等當代挑戰的強大工具。
3.1. 共享生命的哲學：烏班圖與集體責任
非洲大陸對社會正義的追求，其歷史源遠流長。在古埃及文明中，「瑪特」(Ma'at)的概念不僅是一位女神，更是宇宙和諧、真理與正義的化身，它呼籲富人幫助不幸之人。在20世紀，坦尚尼亞首任總統朱利葉斯・尼雷爾提出的「烏賈馬」(Ujamaa)哲學，其意為「家庭精神」，旨在建立一個社群照顧其所有成員的平等社會。
這些古老與現代的原則，在「烏班圖」(Ubuntu)這一非洲南部班圖語系文化的核心倫理哲學中，找到了最當代的表達。其深邃意涵常被譯為「我在因我們在」或「一個人是透過他人而成為一個人」。這並非一句簡單的格言，而是一種深刻的世界觀，其核心價值在於對人際關係、集體責任與共享人性的強調。UBI的設計原則與這些深厚的價值觀有著驚人的內在共鳴。
UBI的普遍性原則體現了烏班圖的核心信念，即社群對其所有成員負有責任，確認了我們同舟共濟的集體身份。其無條件性原則則體現了烏班圖中所蘊含的慈悲與承認，它傳達了一個訊息：你的基本生存權利是與生俱來的，無需透過特定的行為來「賺取」作為社群成員的資格。而將基本收入個人化發放，並非提倡孤立的個人主義，而是一種對社群中每一位成員——特別是傳統上處於弱勢地位的婦女——尊嚴與能動性的深刻尊重，從而鞏固了社群最基本的單元。
3.2. 傳統的韌性：互助網絡與猴麵包樹的譬喻
在現代國家福利體系出現之前，非洲社會早已發展出複雜而有效的互助網絡，其核心原則是「團結而非施捨」。然而，這些傳統體系在面對城市化、全球化與氣候變遷等現代衝擊時，正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壓力。UBI並非要取代這些珍貴的傳統，而是要為它們提供一個更穩固的基礎。
我們可以藉助非洲的「生命之樹」——猴麵包樹——作為一個強而有力的譬喻來理解UBI的功能：
- 樹幹 (穩定性與韌性): UBI如同猴麵包樹能儲存數萬升水的巨大樹幹，為每個家庭提供了一個經濟蓄水池，使其能夠抵禦生命中的各種「旱災」，無論是農作物歉收、疾病還是失業。
- 根系 (連結性): UBI如同猴麵包樹深遠的根系，將每一位公民與國家的共同財富（土地、礦產、知識）連結在一起，確認了每一個人的歸屬感。
- 枝葉與果實 (機會與創業精神): UBI提供的經濟穩定性，如同樹幹的水分滋養枝葉開花結果，賦予人們向上發展的信心與能力。來自納米比亞與肯亞等地的試點計畫證據雄辯地證明，UBI並非讓人懈怠的「福利」，而是一顆顆播撒下去的「創業種子」，受助者普遍將其投資於子女教育、改善住房以及創辦小型企業。
3.3. 當代的挑戰與證據：氣候變遷與青年未來
非洲正處於一場深刻的轉型之中，UBI被證明是一個特別適合應對其最緊迫結構性挑戰的務實策略。
首先，面對青年人口龐大與非正規經濟普遍的雙重挑戰，UBI提供了一種雙軌並行的策略。一方面，它為失業的年輕人提供了一個普惠的「安全網」；另一方面，它也扮演了「種子基金」的角色，為年輕人提供了啟動小型企業的初始資本，將人口壓力轉化為創業紅利。
其次，UBI是一項刻不容緩的氣候適應戰略。非洲大陸對全球氣候變遷的歷史責任最小，卻是承受其惡果最為脆弱的地區，其農業與糧食安全正受到日益嚴峻的威脅。UBI為小農家庭提供了一份可預期的、獨立於氣候的經濟緩衝，如同一份針對收成失敗的基礎保險。這份緩衝賦予了農民投資於適應性措施、實現收入多元化的能力，在災難發生 之前 就預先建立起基層的抵禦能力。此外，透過提供非資源依賴型的生計來源，UBI還可能降低因資源爭奪而引發的社群衝突，成為一種「和平的技術」。
在分別探討了三大洲獨特的論述框架後，接下來的分析將系統性地梳理其中的共通主題與本質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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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比較分析 — 共通的沃土與歧異的根脈
本部分是報告的核心綜合，旨在系統性地梳理三大洲論述框架中的共通主題與本質差異。透過此番比較，我們希望能為政策制定者提供一個更具深度、更富文化敏感性的決策視角，以理解無條件基本收入這一全球性理念的在地化實踐。
4.1. 共通的沃土：對尊嚴與安全的普世渴求
儘管文化背景與歷史軌跡迥異，三大洲的論述框架卻建立在一片共通的沃土之上。在最根本的層面上，歐洲、南美洲與非洲都將UBI視為應對現代經濟不安全感、修復日益脆弱的社會信任，以及肯定人類內在尊嚴的根本性工具。
貫穿所有論述的一條核心心理學主線是，基礎的經濟保障是實現人類潛能的普遍性前提。長期的貧困與不安全感會強加一種「匱乏心態」，它如同一筆持續徵收的稅負，佔用了寶貴的心智資源，從而損害了判斷力與長遠規劃的能力。UBI透過提供無條件的經濟保障，其最直接的效應便是實現一種「認知解放」。當人們從生存的焦慮中解脫出來，其被釋放的心智頻寬便能轉而投入到更優質的決策、教育、創業與社群貢獻之中。無論是在歐洲、南美還是非洲，這份心靈的解放，都是通往一個更繁榮、更具創造力社會的共同起點。
4.2. 歧異的根脈：三大洲核心論述框架之比較
然而，在這片共通的沃土之上，三大洲各自的歷史與哲學傳統，孕育出了截然不同的、為UBI辯護的核心敘事框架。這些歧異的根脈，深刻地影響著UBI的在地化詮釋與政策意涵。
4.3. 對政策設計的意涵
這些不同的文化框架，不僅僅是修辭上的差異，它們將直接影響UBI政策的具體設計、資金來源的論述正當性，以及實施的優先次序。
- 資金來源的論述差異：在南美洲與非洲，鑒於其豐富的自然資源與對殖民時期資源掠奪的歷史記憶，將UBI建構為一份源於自然資源開採收益的「公民分紅」，可能具有最強大的道德與政治正當性，巴西馬里卡市的石油收益模式即是明證。相比之下，在歐洲，其論述更可能聚焦於改革現有的稅收與福利體系，將UBI視為一個更有效率、更少官僚主義的替代方案。
- 政策目標的側重不同：在非洲，面對青年人口龐大與氣候脆弱性的雙重挑戰，UBI的首要政策目標可能是促進青年創業與建立氣候韌性。在南美洲，其核心目標則是解決龐大的非正規性、減少根深蒂固的不平等，並探索一種超越榨取主義的新發展模式。而在歐洲，政策的驅動力更多來自於應對自動化對勞動市場的衝擊、更新日益老化的福利國家，以及確保綠色轉型的社會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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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一份為慈悲治理奠基的政策框架
本報告的旅程，始於對人類崇高精神願景的敬意，最終回歸到一項務實的政策分析。在這一路的探尋中，我們得出一個核心的結論：無條件基本收入並非一個「一體適用」的全球性方案。其成功與否，其能否真正地釋放人類潛能，取決於我們能否以智慧與謙卑，將其深刻地根植於在地的文化、倫理與歷史的沃土之中。
我們必須回歸導言中「沃土」的譬喻。UBI本身並非理想世界——人間淨土、大同世界或彌賽亞時代——的「殿堂」。這些神聖理想的最終實現，需要人心的轉化，一種朝向恩典與智慧的轉向，這是任何單一政策都無法立法的。
然而，UBI是預備土壤的、忠實而必要的工作。它是一項結構性慈悲與正義的「基石」。它是移除赤貧的頑石、拔除慢性焦慮之荊棘的工作，這些都窒息著人類的精神。它為每一個個體提供了尊嚴、安全與機會的基礎，從而創造了必要的物質與心理條件——那片肥沃的土地——在其上，一個更慈悲、更公正、更具創造力與靈性更為豐盛的社會，或能得以生長。
謹以此番探討，向最初那份關於如何為一個更美好世界奠基的深邃提問，致以最誠摯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