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份謙卑的政策探問
本報告的撰寫，源於一份深切的慈悲、感恩與謙卑。我們無意對現行政策進行尖刻的批判，而是為回應當代社會中日益深化的結構性困境——如無形的結構性暴力、使人難以脫身的貧窮陷阱，以及深植於體系中的制度性不公義——而進行的一場虔誠的政策探問。我們懷著敬畏之心，凝視那些在制度夾縫中掙扎的生命，並嘗試理解其苦難的根源。
我們的核心論點是：當代社會諸多看似個人的不幸，其根源往往並非個人的道德或能力缺陷，而是制度設計本身的失靈。一個將人們推入絕境的系統，卻反過來指責他們為何無法自力更生，這本身就是一種深刻的不公。因此，真正的解決之道，絕非零敲碎打的修補或對個人的道德勸說，而必須從制度的根本架構著手，進行一場深刻且系統性的改革。
為此，本報告將依循一條從診斷到療癒的路徑。我們將首先深入診斷現行制度下的結構性困境，揭示其如何製造並延續苦難；接著，我們將批判性地檢視現行政策框架的根本侷限；而後，本報告將提出一套以慈悲與正義為核心的倫理原則，作為改革的理論基石；最終，我們將以此為基礎，擘劃幾項具體、可行且能夠從根本上重塑社會契約的政策路徑。
讓我們以謙卑之心，共同深入探究這些困境的本質，尋找一條通往更公義、更慈悲社會的可能道途。
第一部：苦的診斷：現行制度下的結構性困境
本部分旨在揭示，在現行的社會福利與勞動政策框架下，不同群體所承受的、常被錯誤歸咎於個人的種種苦難。我們將論證，這些苦難並非孤立的個案，而是系統性、結構性問題的具體顯現。
許多苦難的根源，是一種被稱為「結構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的力量。這並非指個人對個人的直接傷害，而是一種被鑲嵌在社會、經濟與政治組織之中，系統性地將特定群體置於傷害之中的無形力量 (戰爭、淨土與心理學闡述 2; 南美洲眾生對「未經他人苦」之見證 4)。它如同一場緩慢的、未經宣戰的戰爭，持續地對最脆弱者造成傷害。
1.1 貧窮陷阱：一個自我永續的困境循環
定義與機制 「貧窮陷阱」是一個殘酷的悖論，其核心在於「貧窮本身就是貧窮的原因」(東南亞眾生視角 5, 31)。這不僅僅是物質上的匱乏，更是一種深刻的心理困境。為了生存而進行的持續鬥爭，會在心智層面強加一種「稀缺心態」（scarcity mindset），對個體的認知資源徵收一筆持續的「認知頻寬稅」（cognitive bandwidth tax），從而嚴重損害其進行長遠規劃與理性決策的能力 (琉璃光經濟學 27; 東南亞眾生視角 5)。換言之，貧窮不僅耗盡了人們的錢包，更佔用了他們用以脫貧的心智資源。
案例分析 以下列表系統性地分析了不同群體所陷入的具體陷阱：
1.2 情緒勞動與道德損傷：在制度夾縫中耗竭的靈魂
除了經濟上的困境，許多專業人士在制度的夾縫中，正承受著一種更為隱蔽的傷害。這是一種因被迫違背內心深層的道德信念與專業倫理，而產生的「道德損傷」（moral injury），一道深刻的「靈魂之傷」(戰爭、淨土與心理學闡述 2, 10)。
在醫療領域，此種傷害尤為顯著。在健保DRG（診斷關聯群）等追求效率與成本控制的制度壓力下，醫護人員被迫在有限的時間與資源內，「生產」出符合規範的「健康結果」。這無形中將病患獨特的、充滿生命故事的苦難「商品化」。當他們因制度限制而無法提供自己憑良知認為最合適的照護時，便會承受巨大的道德損傷與職業耗竭 (琉璃光下的同願 22, 9; 東南亞眾生視角 9, 41)。
這種困境並不僅限於醫療領域：
- 司法書記官：在「穩定工作」的虛假意識下，他們承受著巨大的身心壓力與結構性的勞動剝削，其辛勞與貢獻往往被嚴重低估 (琉璃光下的同願 1, 19)。
- 輪班工程師：在台灣科技業特有的「賣肝」文化下，他們因晝夜節律的破壞而付出巨大的健康代價，形成了一種難以獨自脫身的「共業」結構 (琉璃光下的同願 33, 38)。
1.3 系統性不公：被制度化的邊緣化
當不平等被固化於社會、經濟與政治體系本身，便形成了「系統性不公」或「結構性罪惡」(美國文化闡釋 44; 加拿大曼陀羅 18)。此時，不公義不再是個別的行為，而是體系運作的常態。
一個沉痛的例子是加拿大政府對其歷史不公義的回應。2015年，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提出了94項旨在與原住民族達成真正和解的「行動呼籲」。然而，十年過去了，進程卻異常緩慢。政府的承諾面臨著淪為「空洞言辭」的危險，體現出一種「公然缺乏實現真正改變的道德與政治意願」(加拿大曼陀羅 17, 18)。這深刻地揭示了，即便在一個以多元包容為傲的國家，深植於體制中的不公義依然難以撼動。
在診斷了這些深植於制度根源的結構性問題後，我們必須進一步進行倫理上的叩問：為何我們現有的政策範式，在面對這些深重的結構性苦難時，不僅顯得無力，甚至構成了不公義的共謀？
第二部：現行政策框架的侷限：為何善意不足以成事
本部分旨在批判性地檢視當前社會福利與勞動政策，在核心理念與實踐方法上的根本性不足。我們將論證，這些政策的設計本身，便內含著一種倫理上的盲點，使其在善意的外衣下，無可避免地延續甚至加劇了它們意圖解決的苦難。
2.1 過時且破碎的安全網
我們現有的社會安全網，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套為應對二十世紀工業社會挑戰而設計的體系。它被尖銳地批判為如同「停留在1960年代」、支離破碎，且完全未能有效應對零工經濟等新型態的勞動挑戰 (加拿大曼陀羅 70)。
更有甚者，整個系統被描述為「陳舊、難以導航、充滿種族歧視，且在許多情況下是無效的」(加拿大曼陀羅 72)。這不僅僅是效率不彰的問題，而是整個安全網在結構、理念與執行層面上，都已無法回應當代社會需求的系統性失靈。
2.2 製造污名的援助邏輯
傳統的、需要進行資產審查的福利制度，其運作邏輯本身就在製造社會的分裂。它在社會中劃分出涇渭分明的「施予者」與「領受者」，將社會保障從一項公民權利，異化為一種標示失敗的記號，從而侵蝕了協作型社會所必需的社會信任 (教育學視角下的UBI與人間淨土 1)。
這種設計使得現代福利制度常被視為一場充滿爭議的交易。公民繳納稅款以換取服務，同時往往對那些被社會標籤為「不值得」的領取者抱持怨懟之情，這無可避免地製造了社會的對立與分裂 (南歐文化視角下的基本收入 22)。
2.3 「治療優先」的內在悖論
在處理無家可歸等複雜社會問題時，傳統的「治療優先」（Treatment First）模式——即要求個體必須先證明自己「準備好了」（例如，完成戒癮治療、找到工作）才能獲得住房援助——存在著一個根本性的內在悖論。
此模式創造了一種「神經學上的兩難困境」（Neurological Catch-22）：它要求個體運用一個已被問題本身（無家可歸所帶來的毒性壓力）所摧毀的能力（如規劃、自控等執行功能），去獲取解決該問題的解藥 (管理學視角下的無條件居住 5)。
這是一個在設計上就註定效率低下、失敗率高企的系統。它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導致問題的環境不穩定性，反而將責任歸咎於已然被系統所傷害的個體。
在批判了舊有框架的種種不足之後，我們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全新的、更具慈悲與智慧的改革原則，以引導未來的政策設計。
第三部：慈悲改革的指導原則：從理念到實踐的橋樑
本部分旨在引介三大核心理論框架——能力進路、修復式正義與社會安全網的再構想——作為下一階段政策設計的倫理與理論基石。這些原則將指導我們完成一次根本性的範式轉移：從被動地應對危機，轉向主動地賦予能力；從懲罰性的邏輯，轉向療癒性的實踐。
3.1 能力進路 (Capability Approach)：以人的真實自由為鵠的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沈恩（Amartya Sen）所開創的「能力進路」（Capability Approach），為我們重新思考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提供了一個極具說服力的框架 (琉璃光經濟學 60)。
傳統以GDP或個人財富為目標的發展觀存在著根本局限，因為它們僅僅是「手段」，而非我們真正追求的「目的」(琉璃光經濟學 62)。一個人擁有多少資源，並不能完全反映他的真實福祉水平。
為此，沈恩提出了兩個核心概念：
- 功能 (Functionings)：指的是各種人們有理由珍視的「是」（beings）與「做」（doings），例如，身體健康、獲得良好教育、參與社區生活等。
- 能力 (Capabilities)：指的是一個人能夠真正選擇去實現其所珍視的各種「功能」的 實質自由 (琉璃光經濟學 60, 65)。
根據此原則，一個公正社會的經濟與社會政策，其首要目標應當是擴展其所有公民，特別是最弱勢群體的能力集合與真實自由。這意味著政策的成功與否，不應僅由經濟增長來衡量，而應由它是否賦予了人民更多有意義的人生選擇來評判。
3.2 修復式正義 (Restorative Justice)：以關係的療癒為核心
一個致力於和諧與福祉的社會，必須從根本上重新思考其對「正義」的理解。這意味著從一個以懲罰為核心的報應式正義，轉向一個以療癒為核心的「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模型 (歐洲文化闡述人間淨土 1, 2)。
修復式正義的核心前提是，犯罪行為不僅僅是觸犯法律，更是對受害者、社群乃至加害者自身關係造成的深刻傷害。因此，其焦點並非對罪犯施加痛苦，而是療癒創傷、促使加害者承擔責任，並積極地修復因犯罪而撕裂的社群連結 (歐洲文化闡述人間淨土 1)。
大量的實證證據顯示，此模式不僅能有效降低再犯率，更能顯著提高受害者的滿意度。它是一種將慈悲、寬恕與和解予以制度化的「法律技術」，為療癒社會創傷提供了具體的實踐路徑 (淨土概念融入美國文化重述 76)。
3.3 社會安全網的再構想：從被動補救到主動賦權
人類偉大的智慧傳統，早已為我們指明了建立一個全面、無死角的社會安全網的必要性。無論是《聖經》中旨在防止永久性土地剝奪與代際貧困的「禧年」精神，還是儒家「大同世界」中「皆有所養」的崇高理想，都指向同一個結論：一個合乎公義的社會，必須建立機制來對抗貧困的永久固化，確保最弱勢者能得到妥善的照料 (基督宗教闡述人間淨土願景 12; 宗教視角闡述無條件居住 95)。
然而，新的安全網必須超越舊有的、被動的、製造污名的補救模式。它必須轉向一種主動的、普惠的、旨在從根本上賦權予民的全新模式。其目標不應僅僅是防止人們墜落，而是要為每一個人提供一個穩固的平台，讓他們能夠安心地向上攀登，實現自身的全部潛能。
在確立了這些指導我們前行的倫理原則之後，我們將探討幾項完全符合這些原則的、具有變革潛力的具體政策改革方向。
第四部：制度療癒的具體路徑：政策改革芻議
本部分將基於前述的診斷與原則，提出具體、可行的政策改革方向。我們必須強調，這些建議並非零星的改良，而是旨在從根本上重塑制度的遊戲規則，以實現賦權、療癒與預防的核心目標。
4.1 奠定經濟基礎：從公民分紅到無條件基本收入 (UBI)
若「能力進路」要求我們以擴展人的真實自由為鵠的，那麼無條件基本收入（UBI）便是實現此一目標最直接、最根本的制度性工具。
理念重塑 我們提議，將UBI從傳統的「福利」或「轉移支付」框架中解放出來，將其重新概念化為一份源自社會共有財富——如自然資本、數據資本、科技進步等——的「奠基資本補助」（foundational capital grant）或「公民分紅」（Citizen's Dividend）。在此框架下，UBI不再是一種慈善施捨，而是一項根植於經濟正義的公民「產權」(金融學視角重構無條件基本收入 3, 10)。
核心效益 此項政策直接回應了本報告第一部分所診斷出的核心問題：
- 破解貧窮陷阱：UBI透過提供穩定的經濟基礎，能直接緩解由貧窮所強加的「稀缺性稅負」，釋放被佔用的「心智頻寬」，從而從根本上改良人力資本賴以成長的「土壤」(琉璃光經濟學 27; 農業學視角)。
- 支持無償勞動：UBI的普惠性設計，在制度上承認並支持了那些對人類福祉至關重要但往往無償的勞動，特別是婦女承擔的絕大部分照護工作 (教育學視角下的UBI與人間淨土 1)。
實證證據 北美洲的試點計畫已為UBI的正面效益提供了堅實的證據：
試點計畫主要發現Mincome實驗 (加拿大, 1970年代)住院率顯著下降8.5%，特別是因精神健康及意外傷害所致的住院；青少年完成高中學業的比例增加 (北美文化視角下的UBI論述 40, 61)。SEED計畫 (美國加州, 2019-2021)全職就業率在一年內從28%增至40%，顯著高於對照組；焦慮與憂鬱水平顯著下降，心理健康獲得改善 (北美文化視角下的UBI論述 1, 3)。
4.2 確保尊嚴居所：「居住優先」(Housing First) 模式的全面推行
第三部所擘劃的、從被動補救轉向主動賦權的新一代社會安全網，其最堅實的基石，便是「居住優先」模式的全面推行。它完美體現了將保障從製造污名的施捨，轉化為賦予尊嚴的平台的原則。
理念轉變 「居住優先」（Housing First）模式的革命性之處，在於其法律與倫理哲學的根本轉變。它不再將住房視為個人在滿足一系列行為要求後才能獲得的「獎勵」，而是將其確立為一項無條件的「人權」，以及一個開啟後續所有療癒與穩定所必需的「平台」(法律學闡述無條件居住願景 1)。
制度優越性 與傳統的「治療優先」模式相比，「居住優先」在多個核心法律原則上展現出顯著的優越性：
法律原則「治療優先」（階梯式）模式「居住優先」模式人性尊嚴內在地將個人視為「不配得」的，其尊嚴的恢復是有條件的。透過無條件接納，立即肯定個人的固有尊嚴，不論其處境為何 (法律學闡述無條件居住願景 1)。自主權限制個人自主權；服務參與通常是強制性的 (法律學闡述無條件居住願景 2)。最大化個人自主權；服務是自願的，客戶在住房地點與服務參與上擁有選擇權 (法律學闡述無條件居住願景 1)。非歧視原則常常因藥物使用或精神健康狀況而排除最脆弱的群體 (法律學闡述無條件居住願景 1)。低門檻、無條件接納，確保最脆弱者亦能享有權利 (法律學闡述無條件居住願景 1)。合理性原則其內在邏輯存在「神經學上的兩難困境」，手段與目的之間缺乏合理關聯 (法律學闡述無條件居住願景 43)。其邏輯符合科學實證，即先提供穩定，再促進改變，手段與目的之間具有高度的合理性 (法律學闡述無條件居住願景 43)。
實證成效 令人矚目的是，這種以恩典為本的模式，在現實世界中取得了壓倒性的成功。大量的實證數據顯示，「居住優先」模式不僅擁有高達80-90%以上的住房保留率，更能顯著降低對昂貴的緊急醫療和司法系統的依賴，從而節省大量公共開支。這可以被視為一種對恩典邏輯的實證確據：事實證明，恩典遠比律法更能帶來持久而深刻的生命轉化 (基督宗教闡述人間淨土願景 12)。
結論：走向一個以慈悲為本的社會契約
本報告懷著謙卑與感恩之心，系統性地論證了當代諸多社會苦難——從貧窮的循環、心靈的耗竭到系統性的不公——其根源並非個人之過，而是制度失靈的必然結果。我們若真心期盼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就必須將目光從對個人的道德勸說，轉向對制度的慈悲改造。
改革的道路必須從制度的根本架構著手。我們必須以擴展所有公民真實自由的「能力進路」為終極鵠的，以療癒關係、修復社群的「修復式正義」為核心方法。透過如「公民分紅」與「居住優先」等具體的、有證據支持的政策工具，我們能夠建立一個真正能夠賦權予民、療癒創傷、並從根本上預防苦難的新一代社會安全網。
我們誠摯地呼籲政策制定者與社會各界，以更大的智慧與慈悲，共同努力，從根本上重塑我們的社會契約。讓我們將這份新的契約，建立在對每一個人內在尊嚴的無條件肯認之上，共同建設一個不僅更富裕，而且更公正、更慈悲、更具人性光輝的社會。
萬分感恩，南無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