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得主Michael Kremer與合作者Gautam Rao及Frank Schilbach 曾撰寫了一篇〈行為發展經濟學〉("Behavioral Development Economics")，回顧了近年行為經濟學如何影響了發展經濟學。本筆者之前準備資格考時整理了該文章提到的重要研究並加以註解，因為原文提及的論文太多，筆者只摘選了個人覺得比較重要的論文來討論。
長久以來，發展經濟學界普遍奉行 Theodore Schultz (1964) 一書，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Economics，提出的「貧窮但有效率」(poor but efficient) 假說，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農民和工人在資源極度匱乏的限制下，已經做出了最理性的經濟選擇。這觀點相當的芝加哥學派，跟當時哈佛大學的發展經濟學家Harvey Leibenstein主張的「X-效率性」剛好相反：Leibenstein認為發展經濟體的問題是農民跟企業出於某些侷限條件而無法利潤最大化。
回到Michael Kremer等人的這篇文章，他們指出，隨著實驗資料的累積，Schultz的傳統觀點受到了挑戰。
行為發展經濟學作為一個新興領域，指出標準新古典經濟模型，往往無法捕捉發展中國家的生活現實。這主要體現在三個地方：偏好（如缺乏自制力）、信念（如錯誤的學習模式）以及非標準的決策（如有限的注意力）。這些心理因素並非僅存在於貧窮國家，但它們與發展中國家特有的制度環境相互作用，產生了了巨大的影響。
筆者的「貧窮心理學」系列，便是這系列研究的結果。
高回報率卻無快速成長的謎團
發展經濟學中有一個令人費解的現象：在許多發展中國家，資本投資的回報率極高，但這卻沒有轉化為快速的消費成長。Banerjee 和 Duflo (2005, 2014) 的研究發現，投資回報率有時甚至超過 100%。
根據標準的新古典模型，如果一位肯亞的小雜貨店老闆，透過增加店裡庫存能獲得如此高的回報，理性的做法是不斷再投資，直到回報率下降，這理論上應帶來每年超過 40% 的消費增長。然而，現實資料卻顯示，在發展中國家經商的成長率遠低於此。這個題目在經濟學界，又被稱作「歐拉方程式謎題 (Euler Equation Puzzle）」。
作者引用 Harris 和 Laibson (2001) 的推導，認為「當下偏誤」(Present Bias) 是解開這個「歐拉方程式謎題」的關鍵。當人們過度重視當下的滿足感，且面臨流動性限制時，他們的決策會被短期的不耐煩所主導。這導致了修正後的「雙曲線歐拉方程式」。
在這個模型中，高回報的投資被短視的折現因子所抵消，導致人們即使面對高回報也不願儲蓄或投資。筆者在哈佛修動態規劃課程便是 Laibson教授，有一整週的作業都在寫相關的方程式，至今尚能倒背儒流。
便是此外，Michael Kremer等人認為，Kahneman 和 Tversky (1979) 提出的損失規避心態讓人們傾向於將每個決策孤立看待（狹隘框架），這使得他們因為害怕微小的損失而拒絕了整體上極具吸引力的投資機會。
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件事，就是蠻有趣的，因為Kremer等人的文章是寫在2019年，但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在2024年的論文"Looming Large or Seeming Small? Attitudes Towards Losses in a Representative Sample"，由另一位行為經濟學大師Colin Camerer的團隊所寫，他們發現美國大部份成年人其實不太有損失規避，反而有「損失忍耐」！ 也就是美國的大部份成年人虧得習慣了，所以許多人對於虧損不太敏感，反而對於投資決策也有不好的影響。
從這角度來看，在高風險的發展中國家，損失虧避未嘗是件壞事，所以筆者跟Michael Kremer等人持較不同的看法。
不理性的健康決策
在健康領域，發展經濟學家則遇到了一好幾個非常矛盾情況：像蚊帳、驅蟲藥和淨水劑這類成本極低卻能挽救生命的技術，在非洲國家的採用率卻出奇地低。Cohen 和 Dupas (2010) 以及 Ashraf 等人 (2010) 的研究顯示，這並非因為人們不重視健康，而是因為需求對「價格」極度敏感。例如 Kremer 和 Miguel (2007) 發現，只要對除蟲藥物收取微不足道的費用（從0美元漲到 0.75 美元），需求量就會暴跌。
這背後的主要驅動力是「明日復明日」的拖延心理。
預防性健康措施，通常需要人們在當下付出微小的代價，以換取未來長期的健康（像是正確的刷牙）。
正如 O'Donoghue 和 Rabin (1999) 早期的研究，對於那些低估自己未來缺乏自制力的人來說，他們總是計畫著「明天再做」，結果卻是在每一期無限期地推遲。
錯誤的觀念（原文是信念）也對糟糕的健康決策起到推波助瀾。例如 Datta 和 Mullainathan (2014) 指出，在印度，許多母親誤以為腹瀉時應該限制嬰兒喝水，這與正確的口服補液療法完全相反。政策制定者常常私以為「收費才能讓人珍惜」（沉沒成本謬誤），但 Ashraf 等人 的證據表明，免費發放不僅提高了覆蓋率，也並沒有降低人們實際使用的意願。
不想存錢的心理障礙
貧困家庭往往難以積累流動資金來應對突發衝擊，這邊東亞的讀者可能難以理解，因為臺日韓在過去的儲蓄率是動輒40％以上，以臺灣來說，是在全民健保實施之後，儲蓄率才慢慢降了下來。
然而在許多開發中國家，儲蓄率可能只有5-7％。這不單純出自於收入低，許多行為發展經濟學的研究認為，這是因為缺乏自我控制機制。
有趣的是，許多人其實自我意識到了自己這一點，這體現在對「承諾機制」的強烈需求上。Ashraf 等人 (2006) 在菲律賓的研究顯示，人們願意將錢存入一個在達到目標金額前無法提款的帳戶，即使這限制了他們的流動性。
換句話說，我們也可以把在東亞經驗到的高儲蓄率，除了理解成對於「承諾機制」有強烈需求，也代表在我們的文化裡對「承諾機制」的實施也有大量的供給：可能你不存錢會被爸媽在過年時唸到耳朵爛掉，又或是不買房就覺得沒辦法生小孩，就是一種文化上的承諾機制。
除了上述的硬性承諾機構，Dupas 和 Robinson (2013b) 發現「心理帳戶」(Mental Accounting) 也是一種有效的軟性約束機制。簡單地將一個錢罐（或是以今日常見的，在理財APP上有不同的「罐子」）標記為「健康用途」，就能讓這筆錢在心理上變得不可替代，從而抑制隨意花費的衝動。此外，Blumenstock 等人 (2018) 在阿富汗的研究證實，利用「預設效應（Default Effects）」，例如自動將部分薪資轉入儲蓄帳戶，在發展中國家同樣能顯著提升儲蓄率。
風險與保險的困境：窮人為何不買保險？
儘管窮人生活在充滿天氣和健康風險的環境中，但對保險的需求卻異常低迷，是文獻上的一大謎團。
一般市場上販售的保險，要求人們在「現在」支付保費，以換取「未來」可能的理賠。對於受當下偏誤影響的農民來說，這種立即減少消費的要求是一個巨大的心理障礙，在許多國家的推廣，接受率常常不到10%。
Casaburi 和 Willis (2018) 在肯亞的一項實驗研究，對於這種「不爽買保險」的情況，有了較深入的研究。
他們發現，當保險公司允許農民在收成時才支付保費（從未來收入中扣除），而不是在種植季節預付時，投保率驚人地從 5% 飆升至 72%。這說明了農民的流動性限制（不想在收成前口袋沒有錢）和時間偏好（不爽事前付錢）是主要障礙。
新技術這麼賺，你為何不採用？
為何企業和農民遲遲不願採用那些明顯有利可圖的新技術？除了資金問題，Hanna 等人 (2014) 認為注意力的稀缺也是關鍵。以印尼的海藻養殖戶為例，他們未能注意到「豆莢大小」是決定產量的關鍵因素，僅僅因為他們主觀上認為這不重要，從而忽略了相關的經驗。當農業技術人員將複雜的數據簡化為經驗法則提供給他們時，他們才明白了「為何豆莢大小也很重要」，採用率和產量隨即提升。這篇文章非常有趣，未來會再專文介紹。
社會學習的失靈，也可能是阻礙技術擴散的原因。Eyster 和 Rabin (2010) 提出人們往往會犯下把多個鄰居的行為視為獨立，卻沒意會到這些鄰居可能只是在互相模仿。這導致整個社區可能對錯誤的種植方法抱持著過度的自信。
同時，Chandrasekhar 等人 (2018) 指出，礙於面子，難以做到「不恥下問」，人們可能因為害怕顯得無知或能力低下而不敢詢問新技術的資訊。筆者認為，某方面來說，儒家教育強調「不恥下問」的智慧，這觀念始自《論語》，可能對於技術創新的擴散有不小的影響。
勞動市場的行為特徵
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市場以自僱和非正式工作為主，這意味著工人需要更多的自我管理，也讓行為偏差的影響更為顯著。
在沒有老闆監督的情況下，自我控制成為一大挑戰。Kaur 等人 (2015) 發現印度從事Key資料的員工，甚至自願選擇一種「受懲罰合約」，即如果未達標就會受到嚴厲的薪資懲罰。他們利用這種強迫機制來迫始未來的自己努力工作，克服拖延。
此外，Dupas 等人 (2018) 發現工人的勞動供給顯示出「參照依賴(Reference-Dependent）」的特徵。他們心中往往有一個每日收入目標，這導致了一個看似矛盾的現象：當工資較高時，他們反而工作較少的時間，因為他們能更快達到目標就收工。（如筆者沒記錯，韋伯在寫《新教倫理》那時期，便有注意到這現象，但今天我們有了普遍的實贊證據）。
在工資的調整上，Kaur (2019) 與 Breza 等人 (2018) 則發現，即使是非正式的農業市場，名目工資也表現出極強的僵固性。因為減薪可能被當地社區視為極度不公平，雇主寧願減少僱用或直接裁員，也不願降薪，這導致許多就業機會的消失。
企業的行為缺陷
傳統觀點認為市場競爭會淘汰那些不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但在發展中國家，「行為企業」（Behaviroal Firm)卻廣泛存在。Bloom 等人 (2013) 認為，由於缺乏信任，印度的企業主往往不敢僱用家族以外的經理人，這將企業的規模限制在家族成員的人力範圍內，導致了「中小家族企業成長」受限。
證據顯示，許多小企業經常做出非利潤最大化的決策。例如，Beaman 等人 (2014) 發現肯亞的小店主因為未能準備足夠的零錢而頻繁流失顧客（因為零錢不夠找錢，而客人可能來買飲料只是為了換錢），導致利潤損失約 5-8%。同樣，Adhvaryu 等人 (2018) 發現印度工廠的管理者常因偏見而低估了簡單改進的回報，例如他們可能忽視了安裝 LED 照明以降低廠房溫度對生產力的提升。
然而Michael Kremer等人在回顧文獻時，似乎有點太過強調了Behaviroal Firm是在發展中國家的現像。在企業金融(Corporate Finance）的文獻，許多學者專門研究S&P 500大企業，儘管如此，1990年代後的諸多研究，也是轉向了「Behaviroal Managers」跟「Behaviroal Investors」，才有辦法解釋美國股市許多的怪現像。
結論：東亞經濟奇蹟之下，我們為何不需要先成為聖人？
一方面來說，行為發展經濟學已經從單純地記錄人類的非理性行為，轉向了設計具體的解決方案。無論是利用預設選項來促進儲蓄，利用限時激勵來鼓勵疫苗接種，還是設計承諾機制來輔助自我控制，這一領域提供了一套尊重人類心理現實的政策工具箱。
然而，筆者在跟著Michael Kremer等人所寫的文章，回顧跟補充相關文獻時，覺得目前這領域的研究，對於什麼是「發展中國家特有的侷限」似乎不是很清楚，因為大部份研究的課題，如果從印度回到西方國家，可能還會在西方國家找到類似的行為模式，只是在西方國家因為較為富有或制度健全，所以Bias is low-stake，然而在肯亞或印度可能因為家戶太過貧窮或環境太差，所以你一步都不能犯錯。這文獻儘管努力避開這種發展，仍有一種「你要先變聖人才能變富人」的味道。
這也是筆者為何覺得東亞經濟奇蹟對於這文獻來說，實為重大關鍵，因為許多Behaviroal Firms或是各種行為批評，臺灣在高速發展階段並未成功解決。然而，以不喜歡買保險來說，臺灣推動了全民健保。以Behaviroal Firm的批評來說，至今許多中小企業的隱形冠軍，仍是家庭經營，主管仍是以老闆親戚為主，卻不妨礙他們在許多技術走到世界第一，這又是什麼偉大的臺灣奇蹟？
除此東亞為什麼那麼愛存錢，我們的文化機制為何有大量對於「承諾履行」的供給？而臺灣為什麼大部份的投機機會只要有人看到，就會想辦法去執行？過去的無限蛋塔、無限娃娃機、無限雞蛋糕乍看之下是無腦熱潮，但細思之下卻是符合新古典模型的無限套利下使得利潤趨近於零。
我相信臺灣的人多數不是聖人，我們卻能經歷了經濟奇蹟，代表我們身上藏著避開這些「窮國的行為地雷」的秘密，有待大家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