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經濟學家，也不是政治分析師。
我只是個社畜，下班後會刷綜藝。最大的愛好之一就是——每每在公司廁所帶薪拉屎，順帶在馬桶上看一些時事新聞、國際評論，然後在心裡評論：
「這件事不可能發生。」後來我才發現，這句話出現的次數，有點太多了。
最近一次，是阿根廷。
一、所有人都說他撐不久
Javier Milei 上台的時候，幾乎沒有人真的看好他。
不是那種「有爭議」的不看好，而是更接近一種共識式的判斷：
他的政策太激進、太不人道、政治上不可能承受，最多撐幾個月，就會被現實逼退。
老實說，當時我也覺得合理。
一個民主國家，公開要人民接受短期痛苦、削減補貼、用休克的方式處理通膨——一整個聽起來就很不妙有沒有？
在我們的常識裡，這些政策都很不正常，完全不像是能一個長久的政治選項。
結果是，至少到目前為止，他沒有倒下。
截至2026年，现实数据显示：
- 阿根廷通胀从2023年的211%降至当前的31%，预计2026年进一步降至20%；
- 经济2025年增长4.5%，2026年预计4%（拉美最高）；
- 贫困率在支出削减后反而开始下降；
- 中期选举中Milei的政党大胜，获得国会多数。
從數據來看，阿根廷通脹壓下來了，財政有紀律了，政權撐過了最痛時期——而專家們呢？
他們集體錯得像個笑話。
不是少數人算錯，而是整個預測體系，從IMF到西方媒體，一致判他死刑。
為什麼每次這種「不可能」，最後都變成「我們沒料到」？
那是因為他們從一開始，就沒打算去料到。
這不是什麼歌功頌德的故事，只是一個事實：事情沒有照大多數人的預測走。不止是你我預測不了，大部分的政策學者、經濟學家、社會學角都預測錯了，而他們預測錯誤的主因只有一個——他們本能的拒絕這種可能性。
二、這不是第一次
如果只發生一次，我大概會歸類為「運氣」。
但問題是，這種「大家一起看錯」的場景，我已經見過不只一次了。
- Brexit：專家不是不知道風險，而是認定選民「不會蠢到這樣選」——把底層不滿當噪音，結果被民意打臉。
- Trump：預測建在「制度會自我修正」上，卻忽略民意能反向利用制度——這不是自信，是自欺。
- 全球化：被當成道德終局，權力、恐懼、歷史全被排除——專家寧可活在幻想裡，也不願承認倒退是可能的。
以上的案例每一次事後回看，評論都很一致：「我們沒料到。」
身為一個外行人，我反而開始困惑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另一件事：為什麼這些「沒料到」，總是集中在同一類事情上？
或許這些「沒料到」，背後的涵蓋的不只是單純的預測錯誤，而是當一個結果在道德上不受歡迎，它往往在預測中先被刪除，而不是被計算。
這不是無知，而是集體選擇了沉默的邊界。
三、也許問題不在算錯，而在不願意去算
我不是智庫裡做數據模型的人，但我在公司裡看過太多類似的情況——而我相信你也可以感同身受。
有些方案不是沒人想到，而是因為「太難看」、「太激進」、「風險太高」，在簡報裡直接被刪掉。
不是因為不可行，而是因為沒人想為它負責。
回頭看 Milei，我開始懷疑：他是不是也被放進了同一個抽屜？
他的路線不是新發明，經濟學上站得住腳；真正讓人不舒服的，是前提——承認短期內很多人會更痛，還要人民吞下去。
這在公共討論裡，本身就是禁忌。
於是專家體系不是在預測「會不會發生」，而是在維護「什麼未來是可以被承認的」。
他們不是算錯，而是從一開始就把這種「不體面」選項刪掉——因為說出來，聲譽有風險、職業有成本、道德會被質疑。
誠實點說，這是懦弱，不是專業。
四、我們可能低估了一件事：人對「壞狀況」的忍耐力
後來我看到一個說法，對我很有說服力。
在阿根廷那樣的狀態下——貨幣信用崩潰、通膨失控、中產階級被消失、舊體制反覆失敗。既然如此，那麼對很多人來說，「維持現狀」本身就不在是一個選項。
當一個人已經一無所有，繼續痛跟換個方式痛，還有什麼差別？這已經不是道德選擇，而是絕境求生。
而專家呢？他們的模型裡，從來沒把這種「底層絕望」當變數，只算中產緩衝和制度信任。
結果？又一次「沒料到」。
五、但這不代表它可以被複製
這裡我得狠踩剎車。
Milei 這個案例只可能在阿根廷發生，因為那裡已無路可退——其他國家還有中產、緩衝、信任，貿然使用休克療法只會引爆革命。
奇蹟不是人格複製，而是結構性崩潰後，短暫打開的窗口。
誠實說，Milei的模式如果放新加坡或台灣，早就被罵成獨裁或屠夫——不是政策錯，而是時機和底子不同。因為這類案例，恰恰是因為極端，才成立。
多數國家仍有中產、有緩衝、有制度信用；在這些地方，類似的政策只會引爆反彈。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在歷史人物身上。
華人世界特別喜歡李光耀，畢竟他把彈丸小國帶到今天的成就，就算說不上驚世駭俗，也絕對是無以倫比。
然而，我有理由相信就算李光耀再世，放在今天的結構條件下，也不可能原樣複製當年的奇蹟。
不是人不夠厲害，而是窗口早就關上了。
六、那我們到底在期待專家什麼？
寫到這裡，我其實已經不太想指責專家了。
因為說穿了，他們也是打工人。有老闆、有機構、有資助、有聲譽曲線要顧。
要求他們為了「可能性」去賭職涯，不現實。
而且，我們本來也沒有要求他們保證正確。
預測之所以叫預測，本來就包含「可能會錯」的空間。
否則，那就不叫預測，而是神諭了。
某種程度上，「預測」這個角色，本來就是一把保護傘——它允許你影響公共討論，卻不必為結果負責。
問題也正在這裡。
當一個制度允許某些人「可以安全地錯」，但錯誤的代價卻由整個社會承擔，那問題可能就不只是某個專家不夠誠實、或不夠勇敢。
而是我們集體接受了一種安排：讓最有話語權的人，站在一個不用承擔後果的位置上。
這不是陰謀，也不是惡意。它只是一種很人性的結構。
於是，每當現實走向一條「不體面、但可能存在」的路線，那條路就會在預測中被弱化、被忽略、被合理化為「不太可能」。
不是因為沒人想到，而是因為沒有人需要為「沒說出口」付出代價。
身為一個社畜，我其實不期待有人能準確預測未來（除非是股市預測）。
我只是慢慢學會，在下一次所有人都很肯定地說「不可能」時，留一點空間給自己的懷疑。
有些事情不是不會發生，只是發生之前，
沒有人真的需要把它說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