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崙的軍隊是歐洲史上規模最大的軍隊，但短短幾個月後就被全殲。
這是軍事史上最慘痛的失敗。傳統上，人們將拿破崙軍隊的潰敗被歸咎於飢餓、嚴寒與斑疹傷寒(typhus)的爆發。但一項從立陶宛維爾紐斯(Vilnius)郊外埋葬的士兵牙齒中提取的DNA之最新研究，卻發現兩種先前未曾記錄的感染源。
科學家沒有發現原先預期的罪魁禍首──導致斑疹傷寒的普氏立克次體(Rickettsia prowazekii)，卻找到兩種微生物敵人：引發副傷寒(paratyphoid fever)的腸道沙門氏菌(Salmonella enterica)與導致蝨傳回歸熱(louse-borne relapsing fever)的回歸熱伯氏疏螺旋體(Borrelia recurrentis)。
巴斯德研究所(Institut Pasteur)的雷米‧巴比耶里(Rémi Barbieri)、尼古拉斯‧拉斯科萬(Nicolás Rascovan)及其他共同作者寫道：「這些士兵的死亡，合理的解釋是疲勞、感冒以及包括副傷寒和蝨傳回歸熱在內的多種疾病的共同作用。」
破裂的聯盟引發戰爭
拿破崙災難性俄羅斯戰役的起因在於脆弱的和平。1807年《蒂爾西特條約(Treaty of Tilsit)》簽訂後，法蘭西與俄羅斯名義上成為盟友。但這安排不過是一場外交表演。緊張局勢持續惡化。拿破崙旨在孤立不列顛的經濟禁運政策──大陸封鎖體系(Continental System)，令俄羅斯深感不滿。1810年，亞歷山大一世(Alexander I)報復性地徵收關稅，削弱了法蘭西的貿易。拿破崙則奪取了奧爾登堡公國(duchy of Oldenburg)，這片領地與俄羅斯皇室息息相關。
最終的恥辱隨之而來：拿破崙未能如願迎娶俄羅斯新娘。女大公安娜‧巴甫洛娜(Anna Pavlovna)的拒絕更讓兩國關係雪上加霜。
1811年，俄羅斯嚴陣以待，準備開戰。亞歷山大與土耳其媾和，並與瑞典結盟。儘管他未能與普魯士和奧地利結盟，但他還是為即將到來的風暴做好了準備。同時，法蘭西方面集結一支規模驚人的軍隊，其總兵力高達60萬人，兵源來自歐洲各地，其中只有不到一半是法蘭西人。這支軍隊有普魯士人、奧地利人、義大利人、波蘭人、荷蘭人與瑞士人。幾乎沒有人說同一種語言。其中能夠存活下來的人更是鳳毛麟角。
1812年6月下旬，在烈日炎炎的天氣下，拿破崙的軍隊入侵俄羅斯領土。皇帝期待著一場迅速而決定性的勝利，這或許是一場將亞歷山大逼上談判桌的大戰。然而，他未能如願。
然而，俄軍將領(先是巴克萊‧德‧托利[Barclay de Tolly]，接著是年邁而深謀遠慮的的米哈伊爾‧庫圖佐夫[Mikhail Kutuzov])拒絕與拿破崙正面交戰。他們撤到俄羅斯腹地，焚燒村莊，摧毀補給，並將拿破崙一步步引離自己的補給線。在彼德‧巴格拉季昂(Pyotr Bagration)親王的率領下，俄羅斯第二軍巧妙地與巴克萊的部隊會師。拿破崙試圖分而擊之的計畫遭到挫敗。
隨著法軍的不斷推進，他們得到的不是榮耀，而是空虛。俄羅斯農民逃亡、農作物被燒毀、水井被投毒、天氣悶熱難耐、水資源匱乏，疾病開始侵蝕軍隊。外國部隊的士兵不適應嚴酷的條件，也不熟悉必需的覓食策略，大批逃兵湧現。
軍隊在前進的過程中不斷減員。
留下深刻印記的戰役
9月初，俄軍終於轉守為攻。在通往莫斯科的路上，在博羅季諾村(village of Borodino)附近，庫圖佐夫挺身而戰。
9月7日的戰役是拿破崙戰爭中最血腥的一天。雙方都損失慘重，超過7萬人陣亡、受傷或失蹤。拿破崙宣稱獲勝，但他的軍隊已然支離破碎。他拒絕派遣精銳的帝國近衛軍(Imperial Guard)，或許是擔心這是他最後的後備力量。俄軍井然有序地撤退。莫斯科就在眼前，無人防守，但代價極為慘重。
9月14日，當拿破崙進入莫斯科時，他沒有見到沙皇，沒有見到使團，也沒有見到投降者。整座城市空無一人，隨即它開始燃燒。
連日的大火肆虐這座古老的首都，熊熊烈焰直衝雲霄。無論是俄軍縱火或意外引發，結果都一樣：拿破崙所謂的戰利品變成了一片硝煙瀰漫的廢墟，既無物資也無戰略價值。
儘管如此，他仍在等待亞歷山大求和，但始終沒有消息。
噩夢般的撤退
10月19日，大雪紛飛，士兵們飢腸轆轆，拿破崙下令撤退。
從莫斯科撤退標誌著災難的真正開始。如今僅剩11萬兵力的大軍團，沿著早已被洗劫一空的荒蕪鄉村原路返回。俄軍尾隨其後。民兵與哥薩克突擊隊從側翼發動攻擊。氣溫驟降，積雪覆蓋了道路兩旁的屍體。
11月下旬，在別列西納河(Beresina River)，戰事達到高潮。俄軍封鎖了渡口。拿破崙的工兵冒著敵軍的砲火搭建臨時橋樑。數千人溺亡或遭到屠戮。河水被屍體塞住。這敲響了入侵的喪鐘。
拿破崙險些喪命，但最後還是僥倖逃脫。12月6日，他拋下殘部，策馬逃往巴黎(Paris)。12月18日，他返抵巴黎，卻發現他的政敵們早已散播他已死亡的謠言。
在他抵達之前，官方新聞社《箴言報(Moniteur)》就已發布新聞稿，宣稱法軍的潰敗並非敗於俄軍，而是敗於俄羅斯的寒冬。新聞稿最後對拿破崙的自負做出令人震驚的讚美作結：「陛下的健康狀況從未如此好過。」
12月14日，內伊(Ney)元帥率領最後一批倖存者渡過尼曼河(Niemen River)。最初的60萬大軍中，只剩下不到3萬人。許多人傷殘，幾乎沒有人可以完好如初。
疾病使戰役失控
數十年來，歷史學家與微生物學家一直認為，由於在擁擠、骯髒的環境中由虱子傳播的斑疹傷寒與戰壕熱(trench fever)，是「大軍團」潰敗的罪魁禍首。早期使用基於聚合酶鏈反應(PCR)技術的方法進行的DNA研究報告，曾檢測到引發斑疹傷寒的普氏立克次體與引發戰壕熱的五日巴爾通體(Bartonella quintana)的片段，似乎證實了這一觀點。
然而，這項最新研究依靠更強大、更全面的DNA檢測技術，卻沒有發現任何關於上述兩種病原微生物的痕跡。
相反地，科學家在13名樣本中有4人被發現有丙型副傷寒沙門氏菌(Paratyphi C)的遺傳物質──這是一種古老的菌株，可透過受污染的食物或水傳播的胃腸道感染，而導致副傷寒。在另外兩人身上，他們發現了與回歸熱伯氏疏螺旋體相匹配的序列，這種細菌是導致回歸熱的病原體，而回歸熱是由蝨子傳播的。
作者指出：「雖然蝨傳回歸熱不一定致命，但它會顯著削弱一個已經疲憊不堪的人。」
這些感染可能並非單獨起作用。研究人員強調，他們不能排除其他病原體的存在，包括斑疹傷寒。然而，他們的宏基因組學方法能捕獲樣本中存在的所有DNA，而不是僅僅針對已知的可疑DNA，這使得對實際存在病原的證據更具可信度。
苦難日記
這些病原體所揭示的臨床症狀與撤退時親身經歷的描述高度吻合。1812年，法蘭西軍醫J‧R‧L‧德‧基爾科夫(J.R.L. de Kirckhoff)報告指出，腹瀉與痢疾在立陶宛的士兵之間很常見，他寫道：
「從奧爾恰(Orcha)到維爾納(Wilna，譯註：即維爾紐斯)，幾乎每家每戶都能看到大桶醃甜菜……當口渴時，我們便吃這些甜菜並喝它的汁液，這使我們極度不適，強烈刺激了腸道。」
這段描述與副傷寒的症狀非常相似，包括胃痛、腹瀉與發燒。然而，當時醫生缺乏僅憑症狀，無法區分斑疹傷寒、傷寒或回歸熱等不同熱病。
事實上，這些疾病背後的致病細菌病原體直到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才被發現。
在維爾紐斯寒冷骯髒的戰壕裡，發現拿破崙士兵的遺骸。那裡蝨子隨處可見，士兵們營養不良、脫水、睡眠不足。這為回歸熱與胃腸道感染的傳播提供了理想的環境。
並非全貌
研究團隊的發現僅來自立陶宛維爾紐斯一個萬人坑所發現的13顆牙齒。這些牙齒結構密實，可以保存曾經在血液中循環的病原體痕跡。
研究人員使用KrakenUniq與BLASTN等DNA分類工具，鑑定病原體的古老DNA，並將菌株置於細菌譜系中。他們證實，副傷寒菌株屬於丙型副傷寒譜系，該類型先前曾出現在古代歐洲遺骸之中。他們發現的伯氏疏螺旋體菌株似乎源自於一個在歐洲存在了數千年的譜系，其歷史可以追溯到鐵器時代。
儘管如此，他們也提醒說，樣本量較小，仍需進一步研究。
古代DNA研究表明，副傷寒菌株在歐洲長期存在的證據，涵蓋羅馬時期與中世紀。雖然如今回歸熱在大多數歐洲地區已相當罕見，但過去曾經潛伏在每位士兵的制服縫隙中。
作者寫道：「我們的研究證實了兩種此前未曾記錄過的病原體的存在。但要全面了解拿破崙軍隊在俄羅斯撤退期間影響的流行病譜，還需要對大量樣本進行分析。」
歷史可能不會總是重演，但它有時確實會縈繞在人們的腦海中──在亂葬坑、古老的屍骨之中，現在，也藏在古代DNA的片段裡。當我們像這些研究人員一樣仔細聆聽時，微生物也會講述它們的故事。
縱觀歷史，從古羅馬到20世紀的衝突，疾病往往比子彈更能摧毀軍隊。拿破崙的撤退也不例外。因為發燒、中毒與脫水而損失了數萬人，這遠遠比直接戰鬥的損失還要多得多。
如今，疾病仍然是武裝部隊的威脅：從部署在熱帶所要面臨的瘧疾，到伊波拉與漢他病毒等新型傳染病。拿破崙的軍隊提醒我們，即使是偉大的指揮官也可能被疾病擊倒。
這項新發現已刊載於預印本伺服器bioRxi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