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大學生在「後義務教育時代」面臨「意義」的集體迷失。
這是一份關於 114–1 學期，大一社會學課堂的田野筆記。作為助教，我將這三學分的課堂視為一個微型社會實驗場。
在這裡，我觀察到的不僅是 63 名學生的出席率，更是當代大學生在「後義務教育時代」面臨「意義」的集體迷失。「在場」卻「缺席」
在東吳社會學大一的班級中，共有 63 位學生。正課安排在週二下午，而我與另一位助教負責的輔導課則是在週四早上的「早八」（8:00–10:00）。
在我的觀察中，輔導課的到課人數大約維持在 50 人左右。然而，這 50 個「到場」的軀殼中，至少有三分之一處於一種「意義不明」的狀態。
我曾觀察到，有學生在清晨七點多就進入教室，坐在那個狹窄、矮小且並不舒適的大學椅上睡覺。即便我已經開燈、播放簡報、開始點名，他依然沉睡，直到課堂結束才醒來詢問：
「剛才沒點到名，可以補點嗎？」
除了睡眠，更多的是滑手機、開啟電腦處理私事，有次也看到在追劇的；或者，單純對著窗外與簡報發呆。
我並不是在抱怨學生偷懶，這只是一種中性的社會現象描述。即便在參與度相對較高的週二正課，類似的「無意義打卡」行為依然存在。這反映出一個核心問題：
學生們普遍並不知道，自己來到這裡的意義是什麼、要做些什麼
「意義」的集體迷失
那麼，為什麼學生會陷入這種「不知道要幹嘛」的狀態？
答案也不難發現，就是台灣的教育體制。
在過去三年的高中生涯中，體制真的給過這些我們這些學生思考「學習動機」的機會嗎？當學分壓力與課業束縛突然在大學消失，學生們面對突如其來的自由，最直觀的反應往往是「癱軟」、「躺平」、「耍廢」在現狀中。
在 63 人的班級裡，具備強烈主動學習動機、會在課前讀完文本、甚至來到課堂質疑與批判助教（就是我）的人數，大約僅占 5 到 7 位。
這並非指責，我甚至也覺得，在現今生成式 AI（如 ChatGPT, Gemini）普及的時代，純粹的「知識傳遞」早已不需要進入教室。如果只是為了聽課或讀文字而來上課，家裡有網路就足夠了，不需要起個一大清早就來點名。
對我來說，教室的本質應該是「討論」。
然而，當三分之一的人選擇不參與，知識的火花便缺乏助燃劑。雖然我嘗試使用匿名互動工具（如 Miro），希望能緩解學生的社會焦慮，但即便在匿名的保護下，40 多名到課學生中也僅有十來位願意留言。這再次佐證了學習動機低落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結構性問題。
對我來說，教室的本質應該是「討論」。
逃逸的勇氣
作為助教，我對這些在課堂中掙扎的學生有一個語重心長的建議：
如果你覺得坐在這裡沒有意義，那就馬上離開。
這不是挑釁，當然也不是責備，而是一項關於「時間產值」的理性分析。
在整學期的社會學評分配置中，助教輔導課的佔比就只有總分的 10%。所以，就算你拚死拚活、全勤出席、繳交五次規定繁雜的作業，你最終能拿到的也只是那 10%。
從成本效益的角度來看，如果你坐在教室裡感到痛苦或無聊，這兩個小時的「生命成本」與這「10% 的學分價值」是遠遠不對等的。
如果你去電影院看一場早場電影（近期的《大濛》或《陽光女子合唱團》），電影票可能比你的學分費便宜，收穫可能更大。去吃一頓悠閒的早午餐，或是去北美館看展覽，甚至只是回宿舍睡一場好覺。
如果你對下一週預告的題目完全不感興趣，你完全有權力選擇不出現。
大學一直以來都不是義務教育，每個人都該為自己的選擇負責。既然都交了四、五萬塊的學費，把這些錢花在「坐在硬椅子上睡覺」是非常昂貴且低效的消費行為（我超愛這個諷刺，大學就是個消費）。
學生應該學會主動做出選擇，而不是將選擇權交給體制去安排。
作業作為實驗
這學期我設計了五次形式完全不同的作業，分別涉及
- 手寫
- 打字
- 海報製作
- 簡報
- 三分鐘的口播節目
這些都是我在「田野」中操縱的變項，試圖觀察學生的應變反應。
1️⃣圖像審美的崛起
在「思想家海報」作業中，我邀請大家介紹一位：
在歷史上，影響力被低估的思想家，領域不限。
我發現當代學生的圖像審美能力優於文字表達能力。大部分學生能直覺地掌握人物海報的設計邏輯，例如使用滿版的人物圖像來強調主體感（類比《時代雜誌》或《Vanity》的封面設計）。
有趣的是，那些完全依賴 AI 生成海報的學生（沒改、沒修、直出），成品反而是最糟糕的。這恰巧說明了：工具無法取代審美標準。 只有當你心中有美感標準，你才能判斷 AI 給你的東西是否合格。
2️⃣聲音表達上的弱勢
相對於視覺能力的強勢，在「物件筆記」的口播（Podcast）作業中，我觀察到了集體性的表達弱化。
而所謂「物件筆記」，是要求學生從身邊的微小物件（如叉子與肉塊的關係、筷子與肉片的關係）去觀察社會互動。畢竟，許多「大問題」就是從身邊的觀察開始萌芽，物件正有許多人類文化的軌跡。
在我收到的音檔中，大部分學生的表達缺乏抑揚頓挫，也不會刻意停頓，更缺乏個人的「Flow」與「Vibe」。我個人猜測，這是長期紙筆測驗教育下的副作用：學生擅長讀與寫，卻不擅長組織語言與他人溝通。他們的聲音缺乏情感痕跡，聽起來甚至比 AI 更像機器人。
3️⃣尋找「標準」的心理
另一個諷刺的觀察是，儘管我多次強調「作業沒有固定規範」，只要在截止日期前上傳正確的形式即可，但下課後依然有不少學生湧向講台，反覆詢問：
「我這樣做可以嗎？」
「有沒有可以參考的範例？」
「這樣做應該不會被扣分吧？」
這種「尋找標準答案」的心理，我深有同感，就是 12 年國民教育深植於基因裡的恐懼。學生們習慣於在體制內尋找安全感，卻害怕「打破標準」。
當今天真的有人讓他們自由發揮，反而無法擔起「自由」的重量，不敢真的完全「做自己」。學生總會瞻前顧後，看看其他人怎麼做，試圖讓自己不要那麼特立獨行。
當今天真的有人讓他們自由發揮，反而無法擔起「自由」的重量。由 ChatGPT 生成。
實踐者的光芒
在這一片迷霧中，仍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
班上一位叫許芫榕的學生，他雖然不常出現在早八課堂（他很坦率地說：啊我就是起不來呀），但他對社會運動有強烈的參與感，對左派思想有深刻認識與閱讀，並願意動身前往立法院與官員對話（有時是吵架）。
這種「把手弄髒」的實踐精神，才是社會學最珍貴的部分。
他不需要詢問作業的標準（甚至也不打算這麼做），因為他已經在現實世界中建立了自己的標準。對於那些在課後追著我討論、積極參與社運、甚至去堵勞動部長的學生，我必須說：你們展現了大學教育中最迷人的一面。
AI 識讀的全面測試
基於本學期的觀察，下學期我打算進行一項更大膽的實驗：強制要求所有作業必須使用 AI 完成。
這項實驗的目的是測試學生的「AI 識讀」（AI Literacy）。我想要觀察，在完全開放工具的情況下，學生如何透過與 AI 的協作來展現產出。我預期這將拉開極大的差距：
- 低度投入者： 會用最少的時間、最低的努力，產出平庸、毫無靈魂的 AI 廢料。
- 具備 AI 素養者： 會利用 AI 突破自己的限制，進行更深層的資料挖掘與結構優化。
這場小規模的技術測試，可以讓我「學習動機」在科技媒介下的磨損與增益。
回歸真實的自我
這個學期的田野觀察讓我明白，大一學生的「真實自我」往往在打破規則時才最為閃耀。無論你是選擇離開課堂去追求更有意義的事，還是選擇在社會運動中實踐所學，都比坐在教室裡進行「無意義的點名」更有價值。
社會學教導我們觀察結構，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在結構中找到縫隙，活出一個不再被「標準」束縛的、真實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