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2-14|閱讀時間 ‧ 約 7 分鐘

《亞細亞的孤兒》

文初先感謝 人本教育基金會 予以刊登本文
《亞細亞的孤兒》應是在台灣人的認同上不可或缺的一本著作,雖說情節上有些添補感,然而故事的基軸卻是從一而終的。故事背景在日治時期,胡太明作為主角,父親胡太卿是個中醫,母親阿茶則是個傳統的女性,其傳統之特質即彰顯在縱然夫君納妾,其亦默認,而僅屈就於搬遷與兒女同住,而其夫則與新妾阿玉生子,而哥哥更是個現實的人物,無論是成為保正後的不顧情面,或是預先為了家產的問題而提出分家,都彰顯了這樣的性格。而爺爺則是超然的,悠遊於漢學中,沈浸在中華五千年的幻夢裡,這深深影響了胡太明。隨著故事的發展中每次所經歷的挫折或是困頓,胡太明總是隱遁到古詩詞中悠遊,想著陶潛或是老莊等,以求心靈安定,對於現實政治則是持續感到冷漠的,除了不時因時遇的友人激起一點火光,否則大部分時日皆僅安然度日而已。
  在胡太明小時,經爺爺送去雲梯書院給彭秀才當學生,彭就像個居士一般是個四書五經中國教育的傳承者,不過仍時常悲嘆著漢學的衰亡。雖然時不時煙癮發作必須要抽鴉片,對於這群人等來說,正規教育(日本)不過是明治維新後西洋文化的贗品,現代教育就像是拋棄了光榮的傳統│春秋、孔孟、老莊或宋明理學等,就如同聽聞人心不古的嗟嘆,嘆著中華五千年傳統必不能斷香火,才能延續這正字標記的道統。
  成長之後太明成為了教員,學校同樣是社會控制的一環,無論是對於學生或是教師而言,都是以日人/台人區分的。確實在一九四五年後的國民政府殖民體制是相較於日本更為惡劣的統治,人說狗去豬來以及接收變劫收是戰後的常態,日治雖為嚴厲但仍有法治。然而,這樣的法治並非實質的法治(rule of law),而是形式的法治(rule by law),除了明確的族群隔離以外,這也無法逸脫於殖民體制的框架之外。就像我們不能說現在的中國因為有事建設就不是專制極權,我們也不能說日本在台灣殖民期間進行交通、衛生建設、施行法治等就不是殖民。畢竟在南非與美洲,種族隔離也曾經是個施行法案。而這不只是外顯在體制之上,也在人的身體之內,就像太明在校內與日人久子互有情愫,台人瑞娥卻是單相思的對太明示好,惟久子卻常潛在地表現出日台區別,一高尚一低賤,然太明卻還對後者感到厭煩。對久子的表白當然是無疾而終,畢竟,貴族與賤民無從通婚是階級的必然預設。就此契機,太明選擇前往日本留學。
  「你在這兒最好不要承認自己是台灣人,台灣人的日本話很像九州的口音,你就說自己是福岡或熊本地方的人好了。」這是到日本時友人藍給太明的勸誡,這可以理解成自卑,也可以理解成在現實下的權宜,然而這都導因於體制上對於族群的區別對待。藍是政治運動人物,他持續的拉攏著太明,但太明堅守著來日的目的│忘記情愛,專心求學│並以若僅攪和政治則其餘學術知識何人耕耘等詞,處處搪塞,對於實踐任何志業的前提是政治的解放之論點,太明仍欲明哲保身苦埋自身所覺安寧之處。而因這樣的個性但又有著自身是台灣人的堅持,使得參與政治活動的藍難以行事後而兩人不歡而散再也不見。太明也並未異地而有不同的心態,在情愛上還是封閉的,在人格上還是自卑的,這表現在縱使日本留學期間所寄住的家庭中的女兒鶴子是個美人,他仍無所作為僅抱憾心中。
  太明並未因此中斷他的飄蕩,自日歸台後雖說是日籍台人,但心裡仍嚮往著萬萬平方里的故土,或許是種遺傳,但或許遺傳就跟民族想像的血統論一般同樣的飄渺與荒謬而已。在中國所寄住的友人曾家,是他曾在學校的同事,曾是個不多語但卻富有辯才與學識的人,他對太明這麼說:「我們無論到什麼地方,別人都不會信任我們。…命中註定我們是畸形兒…」這一針見血地描繪出了亞細亞的孤兒的長相│畸形。在中國的期間太明也戀愛、結婚了,對象是一位他校女學生:淑春。因緣際會著接替曾的日文課,緣份使得兩人走近,但婚後太明才發現淑春是個交際花,走入政治後賭博、飲酒或是跳舞一概不拒,就連生女後仍然。或許這時太明才發現每個人並不如人認其所是,就像曾固然淵博學養,但顧著打牌也會枉顧小孩。不久,太明被捕,無來由,真的要說只因「上面的命令」就他的身分︱台灣人:逮捕。萬幸的是被幽禁的處所恰巧是過往教學的女學生婚後所居之處所,蓋因其婚姻對象乃是一警員,這讓她能救援曾經的老師,今日的階下囚。逃獄後的太明無處可歸,雖然他曾有葬在江南的美夢,今日卻不得不走上返鄉之途。
  然而當時的戰爭狀態下,徵收財產、徵募兵員成為每日例行,限制食物配額也變成常態,然而卻也因此給了下位的官員有壓迫百姓的空間,諸如賄賂的勸誘或是權勢的欺壓,使得逆羅賓漢式的劫貧濟富發生在這殖民島嶼上。而太明也在擔任翻譯的過程中感受到內心的衝突,看著抗日份子一個一個從容就義被槍斃,他卻似乎苟活在這縫隙之中。年紀的增長,身邊的人也一個一個老去死亡,然而環境似乎卻只有越來越惡劣的傾向,故事的最後是太明瘋了,滿臉塗得像關公般通紅坐在神案上喊著:「咿│呀│噯! 白日土匪! 哪│噯│喲!」村人對他從舊日欽羨一位留日且去過中國故土的眼光,變成聚集來看熱鬧看笑話。不久,他消失在村裡,有人說看見了他,但從沒有人再知道他何去。
  這本著作可以說是虛構(fiction)也可以說是非虛構(non-fiction),但最適切的或許是稱其為文學(literature)。虛構的故事中確實地描繪出日治時期的眾生相,活在幻想中的老人、有著政治熱情的學人、鄙夷貶視的統治族群、攫取利益的官員,也描繪出由這些人所構成的生活。尤其是在不同的族群之間所產生的衝突,發生在故事中的各處,無論是台灣、日本或是中國的土地,無論是台灣、日本或是中國的人民,各自之間因著環境所建築出的族群想像,區隔了彼此,也疏離了彼此。而這最明顯的表顯在太明身上,而這內裡的多重異化使得太明最終瘋狂。太明就是台灣的縮影,失去了自我認同及其基礎,四百年的歷史是殖民史,而太明的結局也預示著若抱持著如此犬儒般的心態避斥政治,政治仍會在各處各時來個出其不意的突襲,一次又一次的侵襲下終將導致崩潰。亞細亞的孤兒是胡太明,也是台灣,台灣曾經是個沒人要的孩子,在清朝時一八九五年就被割讓予日本,日本也並未將台灣視為己出。一九四五年聯合國懸置下的台灣到一九四九以前只不過是國民政府的佔領,在到七○年代前仍然不過是個反共基地,不被當作認同的地方,今日的台灣不過是具有工具價值而成為國際間的寵兒,然而終究是孤單的。但我們必須知道,孤兒也是生命,孤兒也有主體性,孤兒也會成長,在自覺的過程中會形成自決的意識基礎,漫漫長路終究會走向那自決的瞬間,成為主體的瞬間,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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