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商品化，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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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商品化？

教育商品化會出問題嗎？

「它（商品化的教育）所提供的教育，無論內容或方式，主要取決於機構能否有最大的獲利。這個前提，卻往往和人與人之間細緻的關係，與真誠的溝通產生矛盾。」

「在商品化的關係中，教育者和學生都像是三明治中的火腿。教育者被夾在教育專業的理想，與教育現場的現實之間；學生則被夾在自己真誠的需要，與教育者和家長的壓力之間。家長付出了金錢以換取教育服務，但卻未必知道，教育已在這場交易中變質了，而只能選擇以『消費者』自居來要求服務品質，或是屈從於……市場考量而提供的『專業建議』。」

已在我們身邊的「親職商品化」

首先，我想用親職商品化這個概念，來說明「將原先不是商品的東西，轉變為商品」這個情境，讓讀者先有一點感覺。

我的前同事君頤寫了一個故事，故事主角是一個小孩阿寶，他從小沒有母親，偶然經過了一間「什麼都賣商店」，進去預定了一個媽媽。隔天寄來的媽媽雖然是一個「投幣式媽媽」，但對阿寶來說，仍是一個從來沒有過的媽媽。不過，當阿寶投幣後跟新媽媽去公園玩時，其他小孩爭相過來投幣，在爭執中展開了「平常媽媽陪我們為什麼我們不用付錢？」「投五十塊的抱抱跟一百塊的抱抱有什麼差別？」這樣的討論。

君頤的故事指出親職商品化裡「讓人覺得怪怪」的地方。而我在另外一個故事裡設定了一個女主人，她把照顧女兒的親職工作透過交易委託給另一個外籍保姆，自己投入事業中。然而，外籍保姆自己也有一個遠在家鄉的女兒。在那裡，外籍保姆的女兒也被外包給另一個保姆照顧。

女主人這樣的角色似乎很難討人喜歡。然而，假若沒有這個外包鍊，這個女主人也許仍會僱請一位台灣人作為保姆，或者將孩子送去托兒所，而瑞塔則會待在自己的國家，她也許仍要出外工作，而需要將女兒透過交易的方式托給另一個媽媽，不過她們相處的時間會增加。

在這個「取消全球親職外包鍊」的假設裡，女主人沒有因為自身的經濟優勢，而得到比瑞塔更好的處境，似乎顯得更公平些。但其實親職外包仍在發生，托兒所跟保姆的勞動者仍舊需要將自身的時間跟精力，賣給女主人跟瑞塔──而那些可能是這些勞動者（通常都是女人）本來要用來看顧自己孩子或投注到其他人生目標的資源。

那麼，全面取消親職外包的話，又會如何呢？即使追求人生目標跟照顧孩子未必是完全是抵觸的事，或者有些人的人生目標就是照顧孩子，但在當前這個性別分工的結構下，加上對親子不友善的職場環境，我們可能會發現，許多母親會失去追求自己人生的可能性。

我並不是要暗示我們只能在兩個爛的蘋果裡選一個，而我們當然可以追求更好的作法。比方說，我們可以挑戰親職性別分工的刻板印象，讓女性即使不用透過親職商品化，也可能有更多時間跟精力去投入除了家庭跟孩子之外的其他目標。

但這種想法其實暗示了一種價值，就是孩子跟著雙親一二是比較好的、比較對的。但這是為什麼呢？如果雙親一二並不是那麼喜歡跟孩子相處（其實我就沒那麼喜歡跟孩子共度時光），為什麼人們不能透過親職商品化，跟那些想要與孩子度過時光的勞動者交易，來換回自己的精力和時間，投注在自己的人生上呢？

解放與壓迫可能同時發生

如果純粹是「你給我你要的、我也給你你要的」、「你做你想做的事情、我也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們再交換勞動成果」，看起來沒什麼問題，但商品化並不只帶來公平的交換。讓洗衣機洗衣服沒什麼問題，但在過去，有錢人將洗衣服的工作外包給窮人，有錢人因此得到解放的資源跟精力，得以去「實現自我」、「成為一個人」。就像故事裡的女主人將親職外包，自己得以去實現自我那樣。

假如我們認為追求人生目標是每一個人都該平等擁有的權利，那麼有些人出於運氣的原因，而比其他人更不能如此，就可能是我們不願意接受的事。

在最理想的分工情況下，孩子將得到更好的照護跟陪伴，而每一個大人都可以將時間跟精力投注在自己最有意願的勞動上，有什麼好反對的呢？在台灣的傳統農村，這樣的事情叫「換工」、「相伴工」、「交工」（客語和受客語影響的台語地區），而金錢的交換也可以被視為當代社會便於換工的模型。

於是，如果反對商品化的理由是出於反對商品化裡可能造成的壓迫，那並不必然要反對商品意涵裡分工或換工的部分。在《民主式經濟的誕生》這本書裡提到許多經濟的模型，都有助於消除或改善市場經濟活動所造成的壓迫。

民主式經濟的誕生：終結經濟榨取，解構勞資框架，創造繁榮永續的共好新生活

書名：民主式經濟的誕生：終結經濟榨取，解構勞資框架，創造繁榮永續的共好新生活，原文名稱：THE MAKING OF A DEMOCRATIC ECONOMY：Building Prosperity for the Many， Not Just the Few，語言：繁體中文，ISBN：9789573286738，頁數：320，出版社：遠流，作者：瑪喬麗‧凱莉,泰德‧霍華德，譯者：楊理然，出版日期：2019/11/27，類別：社會科學

除此之外，我也想強調一點，那就是無論是用什麼形式將親職工作交付他人，對大多數母親終究帶來了相同的解放。這一點是十分實在的。

於是，對於親職商品化或教育商品化的分析，就不會是全面反對換工或分工，而是要反對某些商品化情境所帶來的效應。

如此一來，在討論的時候，除了原則上的分析之外，個案的處境也需要做出個別的分析，瞭解商品化在這個個案裡，對「活生生的人」所帶來的各種影響，然後我們才能知道，商品化在這個例子裡是解放了人，還是壓迫了人。

商品化在這個錯綜複雜的社會裡，帶來的同時既有解放，也有壓迫。這也是為什麼大多數去教育商品化的努力，大多是放在「減少缺點」而不是「全面消除」之上。當然，我們也不能唱衰那些試圖全面消除教育商品化的努力，這些努力也許會是我們走向美好未來的指引。

除此之外，親職商品化或教育商品化所帶來的「奇怪感」，並不只因為它變成了商品，更多的是它被外包而造成的「不習慣」。比方說，當我們說前面那兩個故事給小孩聽的時候，小孩對於機器媽媽跟「全球外包媽媽」都覺得不可思議，但當我提起保姆跟幼稚園老師時，他們才察覺到日常生活中其實早已經有「這樣」的事情。

我們也要小心這種對於不習慣所產生的反感，其所形成的直覺時常會影響我們的判斷。

（去）教育商品化的相關思考

教育去階層化

所謂階層化的教育（親師生關係），大致可以理解為以下這個圖形：

在這種教育現場裡，由於承諾教育理念或商品的人是經營者或持有理念者，但實際在教育現場實踐商品或理念的人，是教育者（或勞動者），這讓理念跟實踐之間總是有或大或小的誤差。在這樣的架構裡，親屬時常會有一種「怎麼跟當初說的不一樣」的質疑。

其實最近我們也正遇到這樣的問題。當我試圖讓合作的教育伙伴執行我向親屬所提出來的教育構想時，教育伙伴對我的構想雖然有所認同，但卻出於某些原因不願意／不能執行，這就讓親屬產生了這樣的疑問。

然而，階層所帶來的問題與商品化其實沒有很直接的關係。以我們遇到的困難來說，我跟教育伙伴之間並沒有勞雇關係（親屬付的錢會交到他們手上，我沒有從中得到任何金錢利益），親屬在某種程度上也瞭解我們是合作關係而不是買賣關係，但這種問題仍然發生了。

讓我用契約（在這裡，可以簡單理解為「彼此之間有共識」）的概念來解釋這個問題。對於教育理念跟架構，我分別和教育伙伴以及親屬訂了契約。在教育現場，是教育伙伴跟小孩訂下契約。如同上圖所示，教育伙伴跟親屬之間，其實並沒有在一開始訂下契約，這導致這兩者之間其實並沒有直接的契約關係。而另一組沒有契約關係的人，則是我跟小孩。

我們現在所做的努力，即是試著讓教育者跟親屬之間能夠締結合作關係。讓教育者試著說明並實踐自身的理念與架構，來取得親屬的認同。試著從上圖所示的架構，轉變為下圖所示的架構。

合作式的互助關係

在這種我們稱為「合作式教育」的模型裡，教育者、親屬跟小孩各自締結契約關係。當親屬對某個教育現場的狀態、作法或說法有疑慮時，親屬可以依照當初他與教育者所訂的契約，直接請教育者做出解釋。

這種合作方式也展現出「以教育為中心」的教育路線。

宋文理老師在《成為一個人：一個治療者對心理治療的觀點》的〈譯者導讀〉裡提到，羅哲斯的理論曾經由個案中心從「非指導治療法」轉變為「以案主為中心」的治療法，再確立為「以（個）人為中心」的治療法。

成為一個人：一個治療者對心理治療的觀點

書名：成為一個人：一個治療者對心理治療的觀點，原文名稱：On Becoming a Person，語言：繁體中文，ISBN：9789865727123，頁數：512，出版社：左岸文化，作者：卡爾．羅哲斯，譯者：宋文里，出版日期：2014/10/08，類別：社會科學

過去，台灣大多是翻譯成「當事人中心」和「個人中心」。宋老師特別強調，他在翻譯時，為了保有羅哲斯的原意，翻譯為「以案主為中心」和「以（個）人為中心」。

「當我們說『案主中心』或『個人中心』時，原本是一種相互關係的心理治療結構，竟只凸顯了一個人，而讓另一個關鍵人物隱沒不見了。」

以個人為中心，就是治療者以案主為中心，治療行為是雙方以共同目標（改善案主的狀態、讓案主成長解決問題）展開合作式的行動。在我看來，有沒有這個「以」字的差別，就是有沒有合作的意思。

以台灣教育改革的路線來說，最早在威權時代，我們是「國家中心」的教育；解嚴之後，漸漸轉變成「教學（者）中心」；然後慢慢轉變為「學習者中心」；而在教育商品化的情境裡，中心就是身為買單的消費者的親屬了。

相似地，我們的主流教育論述裡，也沒有這個「以」字，也就是沒有合作。

學習者中心，是「學習者是中心」，這就形成了「學習者真的有能力全面負責嗎？」與「教育者難道都不要管？」的諸多爭議。但教育現場怎麼可能只有學習者？教育者怎麼可能沒有責任跟期待？而不在現場的親屬，也不會沒有責任跟期待。

「以學習者為中心」，是「把學習者當做中心」，我們會發現，有一個主詞我們沒有說出來。是誰以學習者為中心呢？也許是教育者，也許是親屬，也許兩者都是。

更進一步地，我們認為，在教育這件事上──考慮到親屬對子女的特殊責任，於是特別是在國中之前的階段──無論以教育者、親屬或小孩任一者為中心，都是不夠全面的。

於是我們主張，在教育上，我們應當以一種合作的模式，尋找彼此都能夠接受的教育方向，讓中心在協商中流動。如此一來，我們就最大的避開了階層式所帶來的問題，同時也避免了固定中心所造成的視野侷限。

收費脈絡化

我想提出幾個不同我所知的收費形式來比較，讀者也許更容易理解。

第一種方式，是市場競爭的定價方式。這種方式純粹考慮潛在客群可能願意付出的意願，來制訂出最高價格。比方說，我有許多次都被親屬們建議要漲價，假若我只考慮這一點，這些「支持固定品牌的忠實消費者」的回饋，也許就足以讓我調漲收費的價格。

第二種方式，是考慮成本後制訂價格。以我們的情況來說，會先粗估一個教育或雜支的成本，再計算工作時間換算人事成本，形成價格，然後附註在報名表上說明。不過在這種情況下，由於我們除了生活費外，幾乎沒有多餘的盈餘，也就沒有讓負擔不起的人減少或全免的空間。

第三種方式，是依照第二種方法制訂價格後，制訂一個浮動收費的空間，讓有能力多負擔的人多負擔一些，讓負擔不起的人減少或全免費用。比方說一場活動按照第二種方法計算出來每人的價格是500元，我們會調整為300-600元。這種方法的缺點除了大多數人都不習慣之外，在缺乏信任與瞭解的情況下，人們會傾向於選擇最低的費用，這就會對教育者造成極大的收入困難。

第四種方式，只適合在相對封閉的團體裡使用。我跟一些密切合作的親屬共同開會，討論我這個教育者的生活需求與慾望，同時也考量我生活城市的物價，盡可能脈絡化我這個人的生活需求，再考慮到各家屬的情況，制訂出一個浮動收費的區間。實務上來說，這種作法只適合在很小的封閉團體裡使用，而且我們最近一次的嘗試也說不上成功。

首先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個人的生活需求總是包括隱私與偏好，比方說我想要加入pornhub的會員，這要不要讓親屬們知道，並且好好地討論一番？另一個問題則是習慣的問題，即使明確支持互惠共好的信任伙伴，在牽涉到錢的時候，人們總是傾向於給偏低的費用。這個症頭，我本人也有。

公益教育行動

大約從兩年前開始，我會到台灣各個城市進行講座，在這些城市裡也有一些持續協助我舉辦講座和活動的朋友。這些講座看起來都不是公益性質的，但其實它們都有一定的公益性質。這牽涉到我這個人的工作模型。

首先，我現在出門的「價碼」大約是一天5000元，當時數、人數更多時，會以一小時1600-2000元來計算。這筆錢基本上是會進入我的帳戶，但跟我長期合作的朋友都知道，這筆錢會有一部分被用來支持教育場域的開展和連結。

雖然我沒有很明確的收支帳目（以我作帳的能力，就算作出來大概也跟事實有不少差異），也沒有設定什麼規則，但我們家設定的備用存款是十萬塊元，只要超過十萬元的時候，我就會開始心情鬆懈不想賺錢，並且對缺乏創新的工作感到厭煩。通常在這個時候，我就會開啟一些非常不賺錢的計畫，稍微往前開拓一點可能性，然後在某一天發現存款燒掉一大半，又保守起來開始認命賺錢。

在這個情況下，我跟和我合作的這些教育伙伴們，所進行的這些活動雖然對外很可能純粹是商品化的模型，但在我們的合作關係時，則是公益行動的邏輯。

而這種運作邏輯跟生活方式透過這些合作的關係，在這些城市逐漸擴散開來，我可以看見許多跟我合作的伙伴們漸漸也開始這樣的生活方式，所舉辦的活動也越來越有去商品化的嘗試。

商品化與其他價值的雙重性

後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