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格精選

全景敞視拚教養

更新於 2020/03/29閱讀時間約 11 分鐘
總的來說,無論是教育者或父母,擁有想要更瞭解孩子、想要讓孩子「好還要更好」的念頭,我想是無可厚非的,但若因此而一直打探小孩大大小小的任何資訊、想要整天對孩子做這做那的,我想大多數在冷靜狀態下的父母和教育者,都會覺得不對勁。
前陣子,有個孩子跟我說他的平板被沒收。
我問他:「你知道放哪裡嗎?」
他說:「知道啊。」
我:「那你為什麼不去偷拿出來,再放回去就好了?」
他瞪大眼睛看我:「可以這樣喔?」
於是我跟他說我小時候的故事。當年啊,那還是任天堂紅白機的時代(遠目)。
沒看過紅白機的話現在讓你看看。(Source: MiNe@flickr CC BY 2.0)
總之就是我半夜或凌晨爬起來,把被爸媽「扣押」的紅白機找出來接電視打電動。我爸媽當然知道我會這樣幹,偶爾也會被起床尿尿的爸媽當場抓包,但只要沒當場抓包,隔天接受「訊問」的時候我都打死不承認。他們每天工作累得要死,不像我擁有小學三年級超年輕的肝,長久以來也沒氣力跟我繼續鬥力鬥智,乾脆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不過這位小孩大概沒辦法如我這般用智慧與勇氣克服困難,因為他家有裝攝影機。在攝影機面前,沒有我們古早時代打死不承認或打到你承認的刑求問題,當然也沒有冤案。畫面就在那裡,證據確鑿、百口莫辯。
說到家裡有裝設攝影機,可能有人會想到徵信社(?),或二十多年前的老電影《全民公敵》等等,而我就想到傅科

爸媽的視線因科技而延伸

以我來說,我的爸爸有五個兄弟姐妹,我的媽媽有七個兄弟姐妹,從他們口中聽來的故事,大多是「爸媽超忙小孩超多根本沒空理我」的版本。到了我這代,政府推動「兩個孩子恰恰好」的家庭生育計畫,雖然只有我跟我弟兩個孩子,但爸媽早期還在努力拼經濟還房貸,沒有太多時間管我。
不過我媽也曾經離職在家「教小孩」。那段日子真的苦不堪言,每天下課都被押著寫作業跟練習卷,根本坐牢。鄰居孩子們一開始還會來叫我出去玩,但久而久之他們也放棄我了。看著窗外鄰居小孩在玩鬼抓人我卻在寫作業,小小的心靈覺得真是比坐牢還慘。
好在因為經濟壓力的關係,我媽沒多久就又去上班了。家裡沒大人實在太棒了,自由的空氣啊!!
可是到了現在, 前文這位孩子除了要面對父母的視線之外,還得要面對因科技而增加的管控。
我知道有很多孩子的手機或平板被安裝了監控的APP,單純一點的,是父母可以知道或限制他使用各種軟體的時間;複雜一點的是可以看到他使用過哪些網站;更激烈一點的,則是把所有的軟體都刪除,只留下父母覺得有用的軟體,並且鎖死下載APP的功能。
隨著少子化跟科技的進步,父母有更多的時間與技術像上述那樣去「瞭解」子女的行為。

全景敞視主義

這種情形讓我想到社會學家傅科提出的全景敞視主義(panopticism)。Panopticism 這個字源於英國效益論哲學家邊沁構想的全景監獄(panopticon):環形的監獄四周分隔著各個囚室,中央設有一個百葉窗監視室,讓警衛可以隨時檢視不同囚房的犯人,囚犯只能認為自己隨時都可能被盯著,而遵守監獄的規範。(但歷史上的具體執行又是另一回事了……)
傅科進一步把學校、工廠、軍隊、醫院和監獄通通擺在一起,討論這些機構對個人的全方位觀看。比方說學校的座位安排,把每個人固定在一個位置上,位置跟位置之間作區隔,講師在略高的講台上,對每個人的狀態一目了然。又或者工廠裡的管理部門在二樓,而作業現場在一樓,從二樓可以清楚看到每一個人的樣子。
講台上的老師、工廠二樓的經理、使用監視器或APP監控軟體的父母,重要的不是有沒有人正在看,而是當觀看者想看的話,就可以輕易看得到。他可以看到你,又比你更有權力,於是可以根據他的偏好或價值觀,限制你去做某些事,或不能做某些事。
然而,無論是教師對學生、工廠主管對工人、軍隊長官對士兵、醫護人員對病人或獄卒對囚犯,多多少少都有拿錢辦事的成分,唯有父母是懷抱著純粹的莫大熱情(?)去看著小孩的一舉一動。
尤其是在家自學的家庭。學校裡的師生比是一比二三十,而自學家庭的「父母小孩比」時常是全天候的一比一或一比二。這種全方面、長時間、充滿熱情的觀看──以及現代更新的監控技術,遠遠超過當初傅科建構理論時的想像。
除了長時間的相處跟科技產品之外,有些「親師合作」的模型,也讓父母的觀看透過教育者延伸到教育現場。有一些小孩在我跟父母講話的時候,會一直在旁邊繞來繞去假裝沒在偷聽,或者假裝有一件什麼事情要父母去做,想要把父母拉走。對這些孩子來說,他們可能有一些不太好的經驗,使得他們認為我這個教育者跟父母說的話,會對他們造成不利的後果。
這種全方位的、幾乎不停止的觀看會對小孩的發展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又會對親職教養的實作造成什麼樣的困境?

家庭內的全景敞視?

傅科認為,這種全方位的觀看包含著上對下的控制與權力關係。管理者會按照自己的觀點,將被觀看者貼上正常/反常的標籤,然後試圖運用各種知識或技術,去分類、安排、進而採取矯正的措施。
在那個時代,傅科也已經注意到家庭對子女的「觀看」,他說:「有時間的話,我們應該論述家庭內部關係,尤其在父母 - 子女單位中……它們首先吸收的是教育和軍隊模式,然後吸收了醫學、精神病學和心理學模式。這就使得家庭成為考慮正常與不正常的規訓問題的一個最佳起點。」
我們直接用教養現場來說明的話,就是父母會透過全方位的監控來取得小孩的資訊,然後用自己的觀點來評量小孩,將小孩的各種行為二分為「需要改進」跟「正常好棒棒」,進而對那些「需要改進」的行為採取矯正措施。
以前述小孩為例,攝影機、APP監控軟體等等就是父母監控小孩、取得資訊的技術,而沒收平板、封鎖APP則是矯正措施。
這樣講起來已經有點恐怖了,但假如我們再加上藍佩嘉在《拚教養》裡提到的「教養保安策略」,那就更加嚇人:「面對貌似不安全與不確定的未來,當代台灣父母採取不同的教育與親職策略試圖保障下一代的安康,弔詭的是,這些保安策略卻經常讓我們感到更不安全。」
像是選擇在家自學或親身照顧孩童的父母們,身為孩子學習與生活的主導者,在跟孩子的長時間相處中得到大量關於孩子的資訊,時常並不因此而覺得安心,反而增加了焦慮的來源。

知道這麼多,是想幹嘛

就在前一陣子,我的FB上有一個關於孩童使用3C產品的討論。我的朋友們分成兩派,一派認為「反正防也防不住,不如讓小孩遇到,然後跟小孩討論」,另一派則主張「有很多惡意影片對小孩的影響是難以區辨的,應該要事先要阻擋」。
這兩種教養策略都是以「父母知道小孩看到了什麼」為前提,但父母為什麼會對小孩看了什麼瞭若指掌?父母應該要主動去瞭解小孩看什麼影片嗎?在這種氣氛下,假如有父母不知道小孩看到了什麼影片,很可能會有一種自己失職的壓力,進而迫使他更主動去「觀看」小孩的行動。
因為父母對孩子的這種全方位瞭解,我在教養現場時常被父母問到一些很有趣的問題。
「我的小孩都不給別人錢,一直吃別人東西,怎麼辦?」
「我的小孩不跟人家收錢,一直請人家吃東西,怎麼辦?」
「我的小孩一直看漫畫,怎麼辦?」
「我的小孩都看不懂漫畫,怎麼辦?」
「我的小孩一直打電動怎麼辦?」
「別人家小孩都會著迷電動,我的小孩都不打電動,怎麼辦?」
「我的小孩跟朋友吵架,怎麼辦?」
「我的小孩都不會跟朋友吵架,怎麼辦?」
「我的小孩有喜歡的人了,我該怎麼辦?」
「我的小孩都沒有喜歡的人,我該怎麼辦?」
這些問題個別來看似乎都很對勁,但因為在現場待得久了,把這些問題累積起來對著看,就會覺得非常有趣。特別是有些問題還是同一個父母在不同時間點問出來的,那就更有意思。
姑且不管這些問題背後代表的焦慮跟矛盾,我想在這裡提出的問題是,到底為什麼父母會知道小孩的這麼多事情?用什麼手段知道的?知道了又想幹什麼?又會幹什麼?
知道這麼多,是想幹嘛?
在教育現場,俗稱「直升機父母」對小孩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有很多文章在講,我就不在這裡多說了。
而考慮到傅科的觀點,熱切地全方面觀看小孩的父母,將小孩的各種行為分類成正常/不正常之後,可能會熱情奔放地採取各種介入措施,去導正/矯正/教育──隨便你用什麼詞,都不改其控制的本質──但結果往往只是過度介入,而對小孩的發展與嘗試造成妨礙。
我曾在這篇文章裡提到一個「陰性身體」的例子,我認為,這種對身體的全方位觀看與矯正,是形成這種特質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摘錄一段說明如下:
Iris Young(女性主義政治哲學家)在《像女孩那樣丟球》中說:「在實踐軀體任務時,女人的身體雖然確實帶領她朝向其意向的目標,卻往往是以迂迴繞行而非自在直接的方式,在嘗試與一再定向的努力中虛耗許多動作,而其原因往往在於陰性猶豫。」

Young引用傅科的觀點,指出女性在成長過程中時刻被觀看、安排、引誘或推動,使得女性安排身體的能力被抑制。但人對自主的期望沒辦法被完全壓制,這使得女性既有一種「我能」的計畫,一邊又有「我不能」的自我否定。

如果試著用太過簡略的形容來描述的話,我會說這些孩子「很難驅動自己的身體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在我們教育者的內部討論時,時常會斟酌,那些讓父母知道不會有什麼好處的事情,我們就不跟父母說了。

合作式的放鬆教養環境

雖然有這種想法又寫了這樣的文章,這種對孩子的觀看與監控,我本人也是一直無意中都在做。
我們教育現場有個孩子在面對「世事不如意」時,會有「摧毀別人」或「否定自己」的防衛反應。用溫尼考特的話來說,就是正在從「全能幻覺」裡經歷「幻滅」的過程。白話說一遍,就是在練習面對挫折。
根據溫尼考特的建議,我們要給孩子一個安全的、可信賴的大人和環境,讓他在這段關係裡慢慢調適面對,最終才能得到接納外在現實的力量。
因為讀了溫尼考特所以覺得自己「看懂了」小孩的狀況,也為了讓媽媽知道小孩的狀態、跟媽媽累積信任關係,我當時在電話中跟媽媽說明我對這件事的看法。當時我們討論了幾個作法,其中也包括尋求諮商師的協助。
幾天之後,媽媽來找我談諮商師的事情,我跟她說「不用緊張啦,長久看來,小孩都有變好啊」,媽媽沒好氣地跟我說「欸上次是你跟我說什麼諮商師,我才緊張的」。
我試著回想我的態度為何有明顯的前後不一。
我認為,是因為當初我正處在面對小孩的狀態之中,情緒上是焦慮緊張的,提出來的方法也就那麼積極主動。但在離開那個現場之後,在平靜的情況下再一次判斷小孩的狀況,加上這時的媽媽比這時的我更焦慮,我反而覺得我們不需要太過緊張,對小孩的發展做出太多太強的干預。
總的來說,無論是教育者或父母,擁有想要更瞭解孩子、想要讓孩子「好還要更好」的念頭,我想是無可厚非的,但若因此而一直打探小孩大大小小的任何資訊、想要整天對孩子做這做那的,我想大多數在冷靜狀態下的父母和教育者,都會覺得不對勁。
所以說,感到焦慮的父母們,也許能夠往外尋求理念相近的教育伙伴,如果能夠有像我跟這位媽媽這般彼此信任的合作關係,透過互相商量、彼此拉住對方的焦慮,就比較不容易整天想要「機會教育」,反而對小孩的日常生活造成各種無謂的限制與壓力。

所以說,不要再打探了

我們自學團最近有大小孩開始談戀愛。因為是我們這群父母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大人比小孩們更激動,大人們都像是春天的小鳥熱切討論這件事情。在小情侶出現的場合,像變態一樣一直盯著人家看;小情侶不在的時候,則是一直私底下交流各種相關的情報、打探各種消息。還有些大人因為某些資訊而有了擔憂,「建議」我對孩子們進行「情感教育」。
真。的。很。不。健。康。
我是說這些大人。讓人家好好談一下戀愛,該受傷的受傷該甜蜜的甜蜜該長大的長大,不是很好嗎?
是說這大概是父母們都會遇到的檻,身為教養專家(?),就在這裡誠摯地建議各位父母:與其這麼關心小孩的戀愛,不如你自己去談戀愛啦。
還來得及啦。不要放棄。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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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朋友共同分享、推動「合作式教育」的概念,試著建立由父母、小孩與教育者共同合作、建構的教育場域。在這個寫作計畫中,我想要寫下我在教育現場的記錄及相關問題的思考,希望能讓讀者和我一樣,在繁雜的教育/教養現場得到些微的救贖,且保有討論和省思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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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自學的實務上,預算與學習機會的問題,會隨著小孩的成長、想學習一些複雜的事物,逐漸變得更加嚴苛。我想提出的對策,是讓小孩跟社會「面對面」,拓展小孩在社會上學習的機會。當他們得到跟我們一樣多的資訊跟資源,他們也有能力跟我們一樣投入社會上的學習活動。
作為父母和教育者,每當面臨要不要「推一把」的教育抉擇時,一邊是「小孩因此而討厭怎麼辦?」「破壞親子關係怎麼辦?」,另一邊是「小孩養成逃避的習慣怎麼辦?」兩害相權如何取其輕?簡直像是教養上的電車難題。在有如迷宮的諸般可能性裡,父母和教育者到底該怎麼做選擇?
在中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裡,被輿論稱為「吹哨者」之一的醫師李文亮於2月6日過世。這篇文章要討論的,著重在中共有關當局當初要求李文亮簽寫的「訓誡書」。雖然是那個國家的事情,但看在我這個教育者的眼裡,卻像是近在咫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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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過後,臉書上的粉絲專頁「韓粉父母無助會」裡,許多年輕人匿名投稿,說出他們正面臨的親子衝突。父母作為韓國瑜支持者,他們自己不是。他們的處境細節雖然不同,但都面臨極類似的困境:在韓國瑜敗選後,他們的父母用極為破壞親子關係的方式,對這些子女宣洩了他們的憤怒。
為什麼有些孩子被強力規定的時候可以有很好的「表現」,但在沒有強力規定的時空裡,卻像一攤爛泥或總是做出相反的事情?這並不見得是因為那個小孩需要被規定,反而可能是因為「過多的規定」,讓他失去下決定的經驗,而在日後無法面對複雜的、需要頻繁下決定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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