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消費者也對罷工有責任？

「我國大眾運輸業罷工應增設預告期」。

本題的爭議很簡單，對勞工來說，要藉由罷工來讓雇主虧損，取得談判可能，進一步提升勞動權益。

但要怎麼樣才能造成雇主虧損呢？就必須先造成消費者的不便。

買票時不理不睬、上車後不進不退，勞工的不做為，能夠破壞雇主與顧客之間的契約關係，讓顧客沒辦法得到服務，那公司就要致歉、賠償。

在辯論場上，有些選手提到，勞工其實是將大眾做為籌碼，換取自己的福利。

這樣講很刺耳，但這也是為什麼會出現預告期，藉由提前告知大家「我們要罷工」來讓大眾提前應對，可以退換票、選擇其他方案。

不過，預告期既然降低了對顧客的影響，也讓雇主的影響被降低了。 只要提前知道罷工時間，雇主大可準備好備用方案，而客人們提早退票、改訂其他業者，也讓該雇主不需要負擔賠償的成本，反對者認為，這會讓罷工難有效果。

對於這種「降低罷工效果」的主張，正方的回應很簡單：顧客是第三方，他們是無辜的，本來就不該被傷害。

這讓我想到紀錄片《死亡列車終點站》。

片中敘述了日本2005年時發生的一場列車出軌事故，其中最核心的省思，就是對於「守時」的反動。

紀錄片中的日本有著嚴苛的守時要求，其實背後的理由很好理解，一旦不能符合時刻表，那就會造成許多人上班遲到，顧客的不滿也會讓公司受到波及，這些負面能量最終都會凝聚成壓迫，讓車掌必須一肩扛起。

「守時不是應該的嗎？」

確實，說好幾點到就應該幾點到，看起來天經地義。

但那時的日本，列車使用率高達兩百個百分點，乘客的上下車時間十分緊迫，一旦有過多旅客造成擁擠甚至有人不顧關門硬闖，那必然會造成時間延遲，對車掌來說，加速也就成為了避免誤點的必要選項。

乘客眾多、時間延誤、列車加速，種種因子構建出一個籤筒，裡面有著準時抵達、安全下車，也有著延誤班次、受到責罵。每一個車掌都在抽籤，三次五次、千次萬次，直到2005年4月25日，人們才意識到，原來有一支籤帶來的災厄，會讓我們不得不重新檢視這個結構。

故事的尾端，列車公司的三位社長皆判處無罪。

想當然而，許多人對法律感到失望與憤慨，怎麼會沒有人該為這場悲劇負責任？

面對種種質疑，法官說：「沒人被究責或許很奇怪，但法律並不允許我們把企業犯的錯來對個人定罪。」

如果一間公司從管理、風氣、經營都出現問題，那社長必然有錯，但或許不是刑法能夠究責的範圍。

是甚麼造就了一間鐵路公司會需要壓迫一個職員？

是甚麼讓車掌們必須繃緊神經，為了幾秒乃至幾分鐘的誤點而犧牲生命？

回到社會上，每當遇到罷工、遊行，總會有人抱怨這些勞工：害我塞車、讓我遲到，但罷工所爭取的勞動環境，真的與普羅大眾無關嗎？ 就如同場上的選手所言，或許比起遲到與塞車，我們更不想要坐上疲勞駕駛開的班機與列車。

所以，有些事情的確是不能退讓的，比如安全、比如生命，但面對這些真正不能退讓的事物時，我們總得犧牲某些相對不重要的價值，可能是準時、可能是效率。 說的直接一些，我們可以將勞動環境的惡劣怪罪在資本家的血腥，但也只有嗜血的社會，才會創造出需要吸血的企業。

當然，並不是說我們應該合理化遲到與怠惰，人們依然有權憤怒、有權生氣，但可以重新衡量情緒所指的對象。 實際上，總該有人負起製造困擾的成本，而很直觀的，罷工的人會是眾矢之的。

但仔細想想，我們其實也能將眾人的成本轉嫁到雇主身上。

遇到班機不飛、行程延誤，這既可以是勞動者罷工所致，也可以是資本家貪婪而生。

做為普羅大眾，我們就是結構，決定了誰才應該負起責任，解決糟糕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