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台灣推動精神障礙者社區服務模式】研討會心得 by專線志工Szuhan Yeh

◎專線志工 Szuhan Yeh

這三天的研討會對於我而言真的有些難下筆，可能因為很早就有多多少少在旁邊參與，身處的位置又不是核心承擔壓力的成員，身為志工(敲敲話行動入家小組—開放式對話實踐)，整體心情比較像是一件掛在心上的事被完成了。真正的震盪，是在研討會中的那些同儕討論，以及與自我生命經歷映照的反思之中。

講者們從書本、網頁裡跳脫出來，成為一個活生生的人，跟我們分享從五零年代後期精神醫療去機構化的脈絡中，在主流精神醫療系統的縫隙中去找到一條小徑，去支持那些被漏失的，被忽視的聲音。那也是我進入活泉的原因，從一個承接政府案的民間團體社工出走，就是在系統中看到許多的欠缺，許多的無法解釋，我想，這些位置、任務不必在我才能成，但那些錯待的、被壓抑的當事人，更需要有人跟隨聆聽，而且已有太多太多聲音在這些漏接中被擱置了。

那些聲音是這麼的微小，但之於我，卻是如此的震耳欲聾。

在社會結構中被擠壓的人生沒有語言。那些需求跟被錯待，象徵性的呈現在暴力的互動中、在那些無意義的攻擊咆哮與疏離裡，以及在成癮的耽溺中。這樣展演近乎社會性的自殺，讓自己與家庭、社群更加邊緣化，最後以至於淹沒窒息，或是以一種更衝擊的方式反撲，以戲劇性的方式呈現在強制就醫、強制住院的程序行動中。這都不是突然才發生的，背後都有著說不完的故事，但是又有誰願意去理解?在社安網的現行制度下，我們試圖要找出這些人，加以所謂追蹤、關懷，但在有限的人力績效要求下，如何有足夠的時間與能力，來解讀這些存在於情境當中的無聲呼喊?

這群人成了牲人(remnant)，在逐漸邁向疾病、犯罪的過渡期，人失去了身分，他們的處境因為身分的半明半昧而無法連接到任何資源，在典籍中，所謂的牲人甚至連被作為獻祭都無法，只能在人世間過飄盪懸置的生活，活著，卻彷彿死去。

這三天的研討會，我見證了這樣的困境被出土與現身。

從第一天開放式對話創始人Jaakko Seikkula教授對於開放式對話的實踐經驗、日本齋藤環教授提到的日本積極的開放式對話行動與研究，還有台灣我們敲敲話入家小組入家的實務經驗對話，呈現出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總需反覆地去討論系統中的所有需求是否都有被聽見，在制度不斷的變革下，有時是恐怖平衡，也總會有些聲音被屏蔽，然而在台灣，這是一個民主活絡的系統，願意聆聽也願意對話，這正是屬於台灣滾動式修正經驗，需要耐心、經驗傳承，大夥要能不怕髒的玩遊戲，與具有現實感的等待機會乘風而起。

第二天動人的同儕支持團體，當中Chris Hanson、Leslie Nelson的分享以及台灣類同儕支持團體的分享對話，強調以當事人為主體，家屬經驗的能被重視以及使用，讓所謂當事人的需要與形象更加清晰，我很喜歡Chris提到連結的重要，那些佚失的需求語言可以從新的經驗裡尋回的，然後每個人都是自己的PHD(Personal History Doctor)，都是自己最好的醫治者。

第三天來自紐約降落傘計畫的Pablo Sadler，他帶來一份勇敢的實踐經驗，一如台灣這樣多元移民/殖民的環境，在紐約要能夠設立一個提供短期居住的精神醫療庇護站，是需要多元視角以及與複雜的系統溝通能力，Pablo提供了一種極高的要求管理思維~~讓人類學家進場協做組織管理，綿密的人類學研究把機構做為一個人類學的田野，讓所有的行動都被記錄，好壞都務必詳實面對，因為不想要在日後有所遺憾。這樣的誠實是為了讓後續的人有所依循，不藏私也不怕被後人鞭屍的勇氣實在也是我自問望塵莫及的，除了在安全的關係或是空間當中，又有誰能這樣透明的表達與無畏?在這樣的熱血計畫之後，研討會最後的產官學大討論，極有北歐社群”打穀倉(puimala，見開放式對話，期待對話第八章 )”模式討論的結構，不同位置的夥伴在各自的位置表達立場，有著差異，也有著征戰，但都是為了彼此能更加進步而努力交織著對話。

讓那些無法言語的焦慮被講述，讓那些還未能抵達的渴望浮現，冷酷的系統冰山逐漸融化著，我們無分助人者，當事人，家屬，我們都以身為一個人的身分凝視著彼此的面容(face)並且對話。

當問題不再只是一個問題，他有了位置，他有了故事與脈絡，就不會被錯待，而是被尊重的好好安放與涵容。

我想起我入過的一個家庭，當事人在一次開放式對話裡說著”謝謝你們願意了解我，一個這麼複雜的我”。這樣的話語，從一個長期被情緒困擾、甫成年女孩口中說出，我感受到聆聽的力量與人的韌性，即便受困在精神疾患的幽冥長河裡，一如只生於地府的靡荼花，有勇氣能回看自己、直面艱難並產生語言表達，綻放出只屬於她個人的生命故事，而我極其有幸，能陪她一段，見證的同時，也照見自我，豐潤了我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