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影評｜《攻敵必救》的原型設定：結果蘇格拉底沒有死

電影將文學創作或神話原型改編成現代版本的故事，是司空見慣的事。

好萊塢藉由將古典作品翻拍成校園青春喜劇，出產過多部成功的 YA 片（young adults movies）：如 1995 年的《獨領風騷》源出珍奧斯汀的《艾瑪》，1999 年《對面的惡女看過來》脫胎自莎士比亞的《馴悍記》，而 2010 年的《破處女王》，靈感則發想自霍桑的《紅字》。

2016 年的《攻敵必救》又更特別一些。作為一部政治電影，它的女主角人物設定、劇情開頭與結尾，皆刻意類比古希臘時期，蘇格拉底歷經陪審團公審，最終遭判死刑的歷史。

劇情裡的相關安排包括而不限於：

第一，爭議的言行。

蘇格拉底受審的罪名為「褻瀆雅典神明和毒害青年思想」，而在電影開頭，女主角則以一個涉及神父、修女和以宗教經文隱喻性行為的故事，教導職場後輩「專業度」（「Know your subject, People!」）的重要性。

這段劇情真的非常傳神，實在很難想像出其他更為「褻瀆神明和毒害青年思想」的貼切例子。

第二，臥底的助理。

在電影的開頭，女主角與她最親近的女助理 Jane 有過兩次交談，而整部電影裡，「蘇格拉底」這個詞也只在這兩次對話出現過。

在離開女廁的首次對話裡，Jane 表示她不太喜歡現實世界，她比較喜歡學術研究（「Academia is more my scene.」）。這段台詞隱含 Jane 的人設原型是柏拉圖，蘇格拉底最知名的學生。蘇格拉底遭判死刑一事，使柏拉圖對雅典的政治感到失望，而離開雅典四處遊歷，並在十多年後返回雅典創辦柏拉圖學院（Plato Academy）；此學院被視為歐洲大學之濫觴，而英文的「學術」（Academia）一詞，即源自學院（Academy）。

電影中第二次提到蘇格拉底，則是女主角面臨控管槍枝法案推動方的挖角後，半夜打電話給 Jane，問她「如果蘇格拉底沒寫過任何東西，怎會有人知道他是誰？」

蘇格拉底自身沒有留下任何著作。他為世人所知，主要是因為他的受審。也因為如此，夜半電話裡的這句台詞，已經預示了女主角在電影後半將面臨的國會公審，這也是這部電影最重要的伏筆。

第三，審判與申辯。

在電影後半段，女主角在參議員主持的國會聽證會中遭到詰問，其形式與蘇格拉底所遭受的審判，亦有雷同。依據雅典的制度，蘇格拉底是否有罪及其刑罰並非由特定的法官裁決，而是由一個 500 人的陪審團投票決定，而這 500 人則是由 30 歲以上的雅典男性公民抽籤組成。這在某種意義上也近似國會代表的概念。

柏拉圖名著《對話錄》中的其中一篇，名為〈申辯〉。在其中，他紀錄了蘇格拉底在審判中的自辯詞，若將此篇辯詞對照女主角的言行及最後的自白，則會發現頗有相互呼應之處。

在申辯中，蘇格拉底說：「『也許有人會問，蘇格拉底，你不覺得羞愧嗎？因為這樣的職業（occupation）使你遭受死亡的風險？』然而，我會如此回答他：『先生，如果您認為一個好人應該考慮生死的風險，您是錯的，他只應該考慮他的行為是否正確，他的行動讓他是個好人或壞人。』」

蘇格拉底於上述申辯中所提到的「職業」，依他所言，是為了依循神的意旨──因為雅典神廟的神諭說，沒有人比蘇格拉底更聰明──於是他只好四處尋訪有識之士，與對方談話、辯論，希望能找到比自己更聰明的人，卻一無所獲。蘇格拉底也因此為自己創造無數的敵人，而遭遇審判及殺身之禍。

《攻敵必救》饒富趣味地將蘇格拉底這種四處找人談話辯論的行為，轉換為現代的「政治關說」──雖然本質上不太相同，但跟女主角的種種行為卻頗有點類似。而從「政治關說」延伸出來的，則是一個更具現實感的經典政治問題：「現行的政治體制是否已毀壞？」（「Will you admit that the present system is broken?」）

在古代，這是蘇格拉底遭判死刑後，讓柏拉圖選擇離開雅典遠遊的質疑。而在電影中，負責將這個問題問出口的，是推動控管槍枝法案的彼得森公司執行長 Dr. Schmidt，他在一開始嘗試挖角女主角的時候如此詢問她。而女主角則在片尾，以國會聽證會上的自辯詞回應了這個問題：如果政治體制已毀壞，毀壞的原因不是關說客，而是不依循良心及民意投票的國會議員。

《攻敵必救》作為一部政治電影，與其說是劇情片，不如說是一則政治寓言的重現。對照歷史，《攻敵必救》除了將蘇格拉底這個角色作了性別轉換（蘇格拉底被稱作是雅典最聰明的人，而女主角在電影中無疑是華盛頓最聰明的人），並成功地挑選了「政治關說」以及「槍枝管制」的現代主題，將「現行政治體制是否已毀壞」這個大哉問，轉化為更貼近觀眾的當代現實。

這樣的轉換模式，或許也是台灣影劇創作者從傳統文化或歷史取材時，可以考慮的發想之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