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篇》卷一的尾聲,Thrasymachos放棄和蘇格拉底繼續討論,請他好好享受他的盛宴便離開了。但在場的人們並未完全被說服,尤其是柏拉圖的堂弟,富有理想與雄心壯志的Glaukon,他直截了當問了蘇格拉底:「你是真的想說服我們?還是只是想要看起來說服我們?」柏拉圖在這裡安排這一問題不僅僅是在表達眾人明白蘇格拉底是在玩弄技法,明白Thrasymachos只是因為不過蘇格拉底而放棄。這一「真的」與「看起來」的分別也是貫穿這一卷的關鍵區分。
蘇格拉底當然不能承認他剛才只是想辯贏Thrasymachos,「如果可以的話,我很想真的說服你們」。在得到蘇格拉底的正面回應後,Glaukon告訴蘇格拉底,雖然他很想相信正義更好,但包括Thrasymachos以及他所接觸到的人們,都讓他的耳朵裡充滿了對不正義的讚頌。為了要盡可能消除掉這些聲音,他打算自己站出來,為他所不同意的不正義盡他所能設想的一切方式來做辯護。
在正式展開對不正義的讚頌之前,Glaukon將善(好事)區分成了三類:一、其本身讓我們覺得是好的,例如一些無害的娛樂,它們並不給我們帶來什麼好的後果,但做這件事本身受我們的喜愛;二、我們喜歡它不只因為它本身是好的、其結果也是好的,譬如健康和知識,我們喜歡它,也喜歡它能帶來的結果;三、我們只是喜歡它的結果,它本身卻不那麼可欲,譬如累人的體育鍛鍊、因為生病去看醫生或種種作為賺錢手段的工作。
蘇格拉底認為,正義屬於最高善,應該要是第二種:其本身是好的,也會帶來好的結果。但Glaukon 卻說,據他所知,眾人是把正義當作第三種來追求,正義本身是辛苦、痛苦、甚至討人厭的,人們是為了報酬、名聲或其他好處才會追求正義。在這些觀點裡面,正義更像是一些麻煩的限制,而不是某種從內在就讓我們喜歡的東西。
為了弄清楚正義到底是什麼,Glaukon提出了一種關於正義規範起源的思考:他認為,一般來說,對別人做不正義的事往往能得到好處,而被做不正義的事則會蒙受壞處。所有經歷過這兩者的人都能夠同意,受不正義之事的壞處實在太大了,所以大家彼此協議,不要對彼此做不正義的事。
Glaukon的這個論點是一種素樸的社會契約論,他將「正義的協議」視為一種囚徒困境式的權衡結果。因為我們沒辦法得到最好的「行不義之事而不受懲罰」、也不想要落入「受不義之事卻無法討回」,所以選擇了一個妥協的「大家都不會受不義之事所害、但也不能得到不義之事好處」的共同規範。這一種「為了不承受最糟的結果,必須透過契約組成有公權力的集體」的想法在霍布斯的思想中得到進一步推展,對霍布斯而言,最糟糕的暴君統治也比無政府的「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狀態」來的好,所以人們無論如何都需要社會契約與「利維坦」般有巨大力量的國家。
在此,Glaukon繼續推進,他將Thrasymachos曾經考慮過的「強者與弱者」的觀點加入社會契約式的正義協議中。他提到,既然這種折衷的手段不是人們心甘情願做的,那如果有人有能力行不義之事而不被懲罰,他就不會去服從這樣的契約。他提到了一個傳說故事,關於一個撿到神奇戒指的牧羊人Gyges(並不是哈比人Frodo)。Glaukon認為,無論過去多正義的人,只要擁有了Gyges的戒指,他就不會想再去做正義的事。
在一次天地異變之後,Gyges於一個深淵中找到了神奇的金戒指。在一次牧羊人像國王報告羊群狀況的聚會中,他意外發現轉動戒指能讓他隱身,在擁有這個能力後,他一步步謀得王國內的職位,並勾結了王后謀害國王,以此篡奪了王位。
Glaukon認為,任何人只要拿到了這枚隱身戒指,他就能像神一樣隨心所欲地行動。那麼,任何人都會去做那些不正義的事情。就像那些有權有勢的人,他們往往會為非作歹、奪人錢財。如果不這麼做,雖然當面人家會稱讚他(為了不受不義之事而吃虧),但私底下人人都會嘲笑他傻。
Glaukon進一步去推展先前討論過的「不正義大師」,他認為不正義大師有能力去辨識哪些事做得到、哪些事做不到,也能夠嘴上說著仁義道德,私底下不被人察覺地作惡。他既能夠完全地不正義,卻能同時得到正義者在社會上的名聲和一切好處。
相反的,一個真正打從心裡正義,而不是「看起來像是正義」的人,則是即便受到不正義者的誣陷、蒙受所有人的罵名,沒辦法得到一絲外在的好處也要堅持正義(否則我們就無從判斷他是為了正義本身還是名利)。Glaukon想要知道,蘇格拉底到底如何說服他們後者的生活是一種比前者更值得過的生活。
在這裡,Glaukon談及了一種「約伯式的」或「康德義務論式」的考驗。這看似過於嚴格的一步,對Glaukon而言有著重大的意義。因為他並不希望人們所謂的正義僅僅是霍布斯式的社會契約,他不希望一個社會雖然看似遵守正義,實質卻「民免而無恥」。因此他談及了一種哲學版本的,更嚴謹的「慎獨」,他要求蘇格拉底這一次需要給出一個不只是「看起來正義」就能夠得到的正義的內在價值,要讓他心中的Gygers 能夠自願將「魔戒」丟進末日火山,而不僅僅是基於無奈去服從。
在Glaukon 盡力完成了他對不正義的哲學辯護後,他的兄弟Adeimantos 進一步補充了許多讚頌正義的詩歌和常見觀點,他注意到這些詩歌與觀點展示了正義之路的艱苦與不正義的輕鬆,而最後讚頌的都是「看起來正義會帶來的好處」。那些行使不正義的人不只能透過賄賂與欺騙在人群間、法律上得到好處,甚至能用這些不義之財來祭祀,將神也收買為他的助力。
但此時的蘇格拉底並不認為我們有足夠的資源去直接說明正義如何從內在就是好的。他用一個例子將兩兄弟的提問暫時擱置,轉移到另一個戰場。他談到:當我們的視力不夠好,看不清一組小字時,如果有人寫了一組相同的清楚大字,那我們就能夠先看清這組大字,再來看看這兩組字是不是一樣的字。
在正義的例子上,蘇格拉底指出我們沒辦法直接看清楚個人的正義是什麼,需要先去明白正義是一種「共同體內的正義」,這一方面提醒我們道德規範內嵌於社會。另一方面,他也打算將國家(大字)與個人(小字)做類比,國家的靈魂與個人的靈魂能夠做為一種相互參照,在理解了國家的靈魂(而不僅僅是行政與法律秩序)為什麼需要正義之後,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個人為什麼需要正義。從這一刻起,這部「國家篇」的主軸才正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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