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極權病毒的抗體,就在基督信仰

基督教講末世!
來到這篇「打大佬」的信仰練習。基督教的終末論,與歷史上邪惡的終末論有什麼區別?我會從影響力的層面做比較,縮小範圍至我在台港福音派教會所觀察到終末論的影響力。
極權者的話術
總體程度(totality)的區別。totality這個字跟totalitarianism有關。極權主義其中一個特徵就是當政者的監視與箝制蔓延至社會每一個人、生活的每一個環節,從外在的喊口號到內裡的思想,這就是所謂totality。把持邪惡終末論的當政者,往往有極權的傾向,因為他們要求每個人都全然投身那終末論,藉著社會的totality去達成他們的目標。例如箝制思想。當政者建立黨系統,滲透每間公司、教會、住宅社區,執行「思想教育」,找出「革命意志不堅定」的人。控制生育是另一個例子(納粹德國的Lebensborn計畫)。納粹推崇優生學這種偽科學,為求「優越的」雅利安人種最終稱霸全球,鼓吹符合這人種特徵的男女隨意在婚外發生關係,生小孩(大規模生產的概念),小孩出生後與父母分離,被安置在國營育幼院(養殖場的概念),成為第三帝國的生力軍。
基督教「極權不起來」
基督教的終末論有上述達至totality的影響力嗎?因人而異吧。即使研讀同一本聖經,同誦使徒信經,同相信新天新地、死後有永生,終末論對各信徒的影響都不一樣。有人信耶穌、認同基督教終末論之後生活有天翻地覆的改變。她除了換信仰之外,也換男友(婚前性行為免問),換工作(不做主日要值班的工作),換包包(十一奉獻後再沒能力買奢侈品)。但也有相反的例子。有商人接受了基督教終末論之後,加入「商人團契」,人脈更廣,業務興隆,有道德光環加持,壓榨員工的時候更理直氣壯。我們身在台港的福音派教會,不像天主教,有具體的治理制度與長上階層 ,有神最終的代表扮演權威。我們也不像一些極端教派,透過心理操控,威逼利誘,使人在失去知性、近乎被催眠的狀態下順從領袖。我們更不像極權政府,上億黨員、千軍萬馬、嚴密監控,把刀子架在人脖子上,逼人就範。我們的教會沒有龐大集權、沒有極端心理操控、沒有軍隊警察,因此推動終末論的時候不可能有極權當政者所營造的那種totality。
基督教:敲碎命運枷鎖
另一個區別是理論的超越程度(transcendence)。古希臘羅馬學者Margaret Visser指出,世俗的意識型態受到命運圖畫(fatal diagram)的隱喻限制。雅利安民族的神話與稱霸的終末論,共產烏托邦社會的終末論,就像一幅由點和線勾出命運的圖畫,人的終局受制於這圖畫的邊界,人在其中如被困的螻蟻,默默承受被宰割的命運(fate)。命運只有希臘悲劇式的牢籠,而沒有超越。Visser認為基督教的終末論,用destiny來轉化fate。因為有超越的神介入,所以人有脫離人間fate或fatal diagram的可能,人有改變的盼望,朝向天國的終局邁進。這樣,eschatos也就是人的destination或destiny了。destination和destiny同來自拉丁文destinare,有把事物變得穩妥的意思。雖然有神介入的終末論,會給宗教領袖機會以神之名迷惑操縱人心;但訴諸超然的神,反而可能給人一線生機,在他人的壓迫、威嚇、誘惑當中,斷然反抗。「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徒五29)。十六世紀開始的宗教改革,以及一九八○年代東歐天主教徒抗共運動就是例子。
從fate到destiny
商業性質的廣告作為終末論,滿足人們對物質生活、財富、名聲的需要。基督教終末論滿足人哪些需要?大概就是掙脫人間的fate,邁向盼望的destiny吧。尤其人面對共同的大哉問:人死後往哪裡去?歷史上邪惡的終末論往往漠視或貶低這個問題的價值。納粹或共產黨政者不但沒有解決「人的死亡作為fate」的問題,反而提供其他一樣fatal的終末論。諷刺的是,馬克思認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麻醉人心,度過悲慘的生活,寄望死後的天堂;他所提出的終末論又何嘗不是人民的鴉片?回顧二十世紀以來血淋淋的歷史就可見。基督教是鴉片又如何? Destiny總比fate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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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東亞某海峽,平均寬180公里,句點。社會學經典原著讀,人類學方法切入,台灣港人真摯剖白,基督教神學對話。這系列文章,用類似民族誌的手法,討論台灣社會現象,尤其針對疫情、媒體、政黨政治等現象。內容涵蓋自由主義、文學、歷史、哲學、心理學、宗教、思想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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