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59｜歷史會被記得，電影會被遺忘 《流麻溝十五號》

這幾年有愈來愈多的台灣影視作品從歷史當中取材，樂見這些作品讓人們有機會這座島嶼的身世，有些拍得很好，例如《返校》、《茶金》；有些拍得不好，例如《流麻溝十五號》。看完電影，可能會認識那段歷史，但絕對會遺忘這部片，它是那種只適合放在博物館視聽室裡，每小時會輪播一回的片子，有些人看到一半才加入、有些人看到一半會離席，也有些會邊睡邊看。

1949年，臺灣進入戒嚴時期，政府以「匪諜」為名逮捕成千上萬的政治犯，導致全台各地軍法監獄人滿為患。1951年，「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新生訓導處」於綠島成立，隨後便將大批政治犯移到綠島接受感訓教育，新生訓導處採集中營管理，政治犯被稱為「新生」，他們白天要到海邊打石砌圍牆、種菜務農挑水，還要接受愛國思想教育，晚上則被關在牢房中。

新生訓導處的政治犯與軍官曾多達3000人，跟當時綠島的居民一樣多，由於政治犯中不乏醫師、老師、藝術家等高知識分子，當時的新生還會替綠島居民看病、上課，或是逢年過節舉行戶外表演。

新生訓導處設立的前幾年設有女生分隊，集中管理女性政治犯，前後約有一百多位女性政治犯被送來綠島，由於不易管理，約自1954年後，便不再有女性政治犯被送到綠島。鄭南榕基金會前執行長曹欽榮訪問多位曾被關押在綠島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並著作成口述歷史《流麻溝15號》一書。電影《流麻溝15號》取材該書，故事圍繞在1953年發生在綠島的「新生訓導處中再叛亂案」。

書籍《流麻溝十五號》記下每位政治受難者的個人經驗，成為重要的歷史素材，書本精彩、珍貴、值得一讀；但要把這本書改編成電影會面臨很大的挑戰，畢竟電影《流麻溝十五號》要拍的是一部劇情片而不是紀錄片，電影與史料終究是不同的，要改動多少？要以誰為主角？要刪減或增加哪些情節？都是問題。從最終的完成品來看，身兼編劇與導演的周美玲並沒有找到一個好答案。

這部電影沒有主角，杏子（余佩真飾）、陳萍（連俞涵飾）、霞姐（徐麗雯飾）三人的戲份相當，或許電影試圖要同時以這三個人物為主角，去構築政治受難者複雜的光譜，其中有左派份子、無辜少女、外省舞者等，結果卻導致三個角色都不夠突出，淪為歷史文獻裡扁平的配角，電影沒能增補史料缺乏的情感血肉，使得台詞矯揉造作，即使演員再怎麼努力，仍沒有一個角色比《流麻溝十五號》書裡的張常美女士，更走入我的心中。

無論在台灣或在世界，白色恐怖、轉型正義都是電影常見的題材，這樣的歷史電影已經走得很遠，我們看到德國《辛德勒的名單》講一位德國工廠老闆努力庇護猶太人的故事、《波斯語課》講一位猶太人在集中營裡努力讓自己活命的故事、《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講一位韓國大叔救援社運學生的故事、《薄荷糖》講一個人如何被全斗煥政權扭曲的故事、《悲情城市》講一個家庭因為二二八事件分崩離析的故事、《返校》講一位女學生因愛生恨舉報老師的故事‧‧‧‧‧‧這些電影會被記得，是因為能在浩瀚的大歷史中找到人性的光輝，而讓歷史不再只是歷史。

然而，《流麻溝十五號》這部電影到底要講什麼樣的故事呢？講一位女性政治犯在獄中產子的故事嗎？講一位政治犯跳海救人的故事嗎？講新生與綠島女孩殉情的故事？還是講一個女孩死在探望姐姐途中的故事？或是一個政治犯與軍官扭曲的愛情關係呢？電影什麼都只講一點點，到頭來就像什麼都沒有講。最終我們只會記得歷史，而遺忘這部電影。

我試著問自己，如果《流麻溝十五號》目的就只是要忠實呈現歷史，讓歷史只停留在歷史，絲毫沒有要讓歷史更有故事性的話。那為何觀眾還需要看電影？去讀一本書、去看紀錄片、去聽政治受難者演講、去參觀國家人權博物館所能獲得的歷史知識，都比看完這部電影所能會獲得的歷史更豐富、更可信、更真實。

電影上映後，太多關於《流麻溝十五號》電影的討論都停留在政治意識形態上的爭辯。我認為白色恐怖歷史的重要性早已毋庸置疑，轉型正義不會只是政治口水的題材或爭取選票的話題，而是這座島嶼上所有人共同的集體意識，我們要問的問題早已不是「這段歷史該不該拍？」，那早在30年前侯孝賢就已經回答完了。而是要問「該如何更好得講述這段歷史？」才不會愧對為民主理想、為對抗威權體制而犧牲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