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索爾尼卡〉 畢卡索逝世50週年之際（下）

1984年Alice Doumanian Tankard出版的《魯本斯戰爭的恐怖之後的畢加索格爾尼卡》（Picasso's Guernica After Rubens's Horrors of War）將時隔三百年完成，1637年魯本斯受義大利托斯卡尼大公委託名作〈戰爭的恐怖〉與畢卡索受西班牙共和政府委託的〈格爾尼卡〉進行比較。魯本斯這幅畫作巧妙地以神話典故指摘三十年戰爭，書中對照了兩幅畫中的幾個角色，說明畢卡索則再次引用〈戰爭的恐怖〉作為典故，完成〈格爾尼卡〉的戰爭的恐怖。

但如果端看這樣的比對，會覺得這幅畫作只有描寫「戰爭的恐怖」。

對於這幅畫作的內容與細節，畢卡索本身從不直接解釋：「……但這牛是牛，這馬是馬。桌子上還有一種鳥，是雞還是鴿子，我記不清了。而這隻雞就是一隻雞。當然，它們是符號。定義符號不是由畫家來決定的。不然他寫這麼多字就好！觀看這幅畫的公眾一定會在馬和公牛身上看到他們必須按照自己的理解來解釋的符號。有一些動物。他們就是這樣，動物，被屠殺的動物。就我而言，僅此而已。公眾要看他們想看什麼……」然而馬與牛對於畢卡索而言，有其特殊的文化意義。出身並成長於西班牙的畢卡索，熱愛鬥牛運動與文化傳統，並受其面對死亡的高貴精神所吸引；甚至說過：自己如果沒有成為一名畫家，他會去當一名鬥牛士。Picasso名字中的pica字根也跟鬥牛中騎士的長矛（picador 西語）相關。鬥牛此主題為其終身持續不斷反覆創作的主題之一。

如同海明威所言：「鬥牛是唯一一種藝術家會面臨死亡威脅的藝術。」這項流傳千年的傳統，危險而且充滿血腥，近年來因為動物保育的思潮而受到禁止。但鬥牛士在性命生死關頭時視死如歸的勇氣，面對憤怒瘋狂的牛隻仍堅持與之搏鬥的意志，在群眾的呼嘯聲中全力一搏的氣慨，擄獲了歷來藝術家或文學家的心神。在畢卡索長年的鬥牛與神話主題畫作中，牛往往代表了瘋狂、力量、不可控制的慾望，而相對的馬則是受到牛的壓迫的一方。以〈格爾尼卡〉畫作中掙扎嘶吼、驚慌奔逃的樣子確實代表了在格爾尼卡受難時無助的一般人民；而雙眼空洞，面對眼前哀嚎的母親麻木不仁的牛隻的樣態，即使不是一個施虐者，也是面對災難而無動於衷的角色，而這代表了什麼？或是誰？則需要觀者自己思考。

畢卡索不願意為畫作多加解說，猶如他也曾說過，格爾尼卡要描寫的不是戰爭，畢竟不像戰地記者一樣帶著相機親臨現場紀錄，而戰爭每天都在他的畫面上發生。他持續為他的畫作保留更大的詮釋空間，然而同時，作為一位反對獨裁政府的海外異議人士，緘默就像白色恐怖以來的人們一樣，是保護自己的姿態。否則正如那時的政治一樣：「當這幅畫完成時，共產黨人認為它太抽象了；他們想要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自由主義者認為這太政治化了。他們想要美感。法西斯主義者和納粹分子認為它是墮落的；他們希望它被燒毀。」

壁畫、媒體與信念

壁畫最初具有的公眾敘事性，以及新聞媒體時代的黑白影像與報章文字都暗藏在畫作之中。儼然也再次強調了〈格爾尼卡〉向公眾傳述信念、揭露事實的本質，但那個信念會只是「戰爭的恐怖」嗎？

多數的人對灰色調的〈格爾尼卡〉詮釋是灰暗、失去光彩的象徵。然而回到當時接觸訊息的資訊管道來看，當年的新聞、照片都是黑白的，部分畫面上的質感與紋理也帶著報紙印刷的細密點陣與行列。多重的符碼猶如意義與象徵上的拼貼，猶如立體派沒有密閉的三角形，開放的一角為的是創造更多維的詮釋空間。

畢卡索生活的重心在法國，但是畢生沒有成為法國人甚至也未曾入境美國；他對於〈格爾尼卡〉最終落腳處狀態的堅持，這些都印證他是在某些立場上有堅定信念的人。所以這幅格爾尼卡除了訴說戰事的悲苦，沒有更積極的一面嗎？

我們再次回頭看他前兩年所畫的那幅1935年完成的〈牛頭怪獸〉，作品被視為1937年〈格爾尼卡〉的原型之一。畫作中容易辨識的牛頭同樣出現在〈格爾尼卡〉上，這最初來自於神話故事，但同時代表了暴力威脅或是他自己。這可不可能也是一種對於暴力的自我反省？尤其在他創作〈牛頭怪獸〉與〈格爾尼卡〉這段期間，也正是大量創作〈哭泣的女人〉而情感上處於焦慮煩躁的期間。女騎士與帶著她一起奔跑的馬則代表了受威脅的一方或人民。畫面中間的小女孩手中的花與燭光、上方兩位女子前的鴿子，也都再次出現在〈格爾尼卡〉，他們是否可能傳達著希望、和平的期待與祝福？

畫中最點端像是眼睛也像壓扁的太陽的圖像，在草圖中可以發現它最初是一個太陽，而且順著那個弧形在右邊也匡出了一個畫面中唯一的白色背景，在黑暗中唯一受光線照耀的角落，在那個光的範圍內，持著火燭的人頭像極了波提且利《春》中風神帶著大地之母，迎向花神與春的希望。有一個電燈泡放在中心太陽形成的眼睛，是帶來希望又需要監控的科技的象徵。如此〈格爾尼卡〉就不會只是〈戰爭的恐怖〉的復述，而是有提醒與期許。

〈格爾尼卡〉不只是〈格爾尼卡〉

1985 年至 2009 之間年，由洛克斐勒所捐贈的〈格爾尼卡〉掛毯一直裝飾在聯合國安理會的記者室內。2003 年 2 月，時任美國國務卿科林鮑威爾在聯合國現場宣導支持美國對伊拉克宣戰時，〈格爾尼卡〉的掛毯被事先覆蓋上了藍色的大窗簾，因為政府認為這幅著名的反戰畫作不適合作為宣戰的背景。無論後續的報導為何這幅畫，在關鍵時刻，確實在人的心裡有著守門員的意義。

這幅畫作在經歷1987年〈Kill lies all 〉的塗鴉事件後，不只一次被引用、運用作為各種社會抗爭運動的符碼，使得〈格爾尼卡〉從魯本斯、雅哥、波提且利等西洋藝術史中取得的文化資產濃縮在此畫中，又擴展到社會各個地域及層面。這些事件、文件目前都由馬德里蘇菲亞王妃藝術中心的格爾尼卡網頁“Rethinking Guernica”。 今日，格爾尼卡已經不只是一幅畫了，它是一種20世紀以來由畢卡索所帶領的生命態度…同時，其精神經過這幾十年來的各種引用、複製與再延伸，所涉及的面向不僅在藝術方面，還擴及社會運動、政治甚是人類文明建構。近年來蘇菲亞王妃藝術中心研究成果所建立的網頁，無論在資料檔案的質量與知識保存、傳播與詮釋上，都繼承了畢卡索〈格爾尼卡〉民主、自由、前衛與開放的特質，而成為人類知識價值建構與思辨的新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