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壇不應遺忘司徒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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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50年代文學，是懷鄉、反共與戰鬥文學興盛期，也是由政府主導文學走向的特殊文學時代，是時自由主義的風氣固然受到壓抑，文學作品的政治價值遠勝過藝術價值，但無論如何，這畢竟是一段特殊的文學歷史，台灣新文學無可磨滅的一頁。
當年，司徒衛（1921-2003）《書評集》和《書評續集》，正為1950年代台灣文壇留下了歷史的見證。
然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2011年初版）對於50年代的文學論評，完全忽視司徒衛之品評這些充滿濃厚時代氣息，有著文人報國壯烈情懷的早期作家作品，令人深感遺憾。倒是應鳳凰《畫說1950年代台灣文學》（新北：遠景，2017年初版）一再引用司徒衛書評集，頗值欣慰。
再者，報紙副刊方塊文章乃台灣文學一大特色，唯《台灣新文學史》亦未闢專章述寫，1980年代中期以降，提升方塊文章的藝術境界，開啟專欄文章新境的司徒衛《靜觀散記》系列，也就湮埋於浩瀚文學史矣。怎不可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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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哲人暨科學家培根說：「閱讀使人豐富，討論使人成熟，書寫使人精確。」閱讀吸收新知之後，參與討論，腦力激盪，多元思考，還要養成寫作的習慣，才能夠更精準的表達自己的思想與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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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對現代詩歌傾注熱情的詩人，多半有共組詩社和合資出版同仁詩刊的經驗，尤其剛出道的與尚在強勢媒體副刊闖出名號的新銳，維繫或經營同仁詩刊雜誌，自然成為他們大顯身手的最佳舞台。奇妙的是，當新秀詩人獲取聲名之後，往往要面臨一面問題，他們的詩歌裡是否飽含台灣文化主體性，以此為使命起點傳揚台灣詩歌的精神。
1970年代台灣文學研究仍得設定中國框架，框定台灣文學的地方性、民族性才得以在當時進行。
因此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雖然看起來是在討論寫實主義和鄉土視角，但實際是在壓抑／醞釀台灣的主體意識，也因此余光中才扣得上工農兵文學帽子，余光中的狼來了在說鄉土文學是共產黨、是台獨才那麼有殺傷力
再次回到1970年代，1970年代是戰後台灣文學研究重要的階段，但在戒嚴、白色恐怖時期，「台灣文學」──就算當時不是所謂「台獨」，仍舊具備主體意識、台灣意識，如何才能夠被當局允許？
或許問另一個問題就可以理解：「為什麼談台灣文學研究會自楊逵和鍾理和，以及日治時期開始？」
戰後真正要說「台灣文學研究」──與台灣相關、在台灣書寫、台灣人書寫文學開端，大概還是得從1970年代算起。
本文介紹了臺灣戒嚴時期文學主題以及四個文學團體的因應方案。透過介紹不同的作家與他們的作品風格取向，突顯出在戒嚴政策的底下，文學界選擇了與政府前呼後應、曲折避開，或直球對決的不一而足的態度。
臨時的小約
這次去文學館看的展覽感覺有感受到
從以前文學歷史演變到近代的發生的變化
都會想起前幾年看的台劇天橋上的魔術師。
在那個什麼都禁止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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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常生活被文字包圍切入，帶領觀眾進入與生活息息相關的文學發展史。由原住民的口傳文學開始，反應了島嶼及海帶來的自然生命經驗，再到殖民時代、反共時代的不屈意志，最後行至每個人都能放肆書寫的現代，共寫下一個文學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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