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搭建的初期,一切都被相信能追溯至某種自然的或神聖的根源,人類建立起了一種「追根究柢」、「探尋本源」的知識典範。透過這些挖掘的工作,古老的文明並不懸浮於空中,而是如樹木般紮根於土壤,吸取作為實在的大自然的養料,一點一滴積累、一點一點枝繁葉茂。
但現代有所不同,現代的許多人類領域都將前一個時代的文明產物直接作為地基。那很可能是不適合挖掘的,一些地方已是堅硬的、凝縮後的合金混凝土;另一些地方,則脆弱到,若我們從那裏向下挖掘,非但不能因此得到更多理解,甚至會使大廈崩塌。
當代的學問因此與古代有著截然不同的取向,我們並非去從某一處土壤向下尋找根源,而是去直接考究現象本身。在過去,現象只是表象,真實的是某些知覺經驗之外的「本質」。如今,沒有什麼比我們親眼見到的現象更真實,沒有什麼比跨國企業、比網際網路、比賣座電影更加真實。那些明明已經凝鍊卻無比巨大的現代性,成為了人類意識與價值的最主要來源,這些「人造物」不再為人所效勞,而是賦予人類勞動價值,好讓自己得以更廣泛地自我複製與傳播的新的神祇。
這些本應該只是作為末梢的聚合結果,反倒成為了一切事物的真實根源。「金融」作為一種讓作為媒介的資本得以流動的工具反倒成為了最能主導產業發展的關鍵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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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為我們揭露了「媒介」概念之弔詭性。我們素樸地以為媒介是一種介於兩者之間的中介之物,但一旦我們使用媒介,我們會無意地使用「通過」、「透過」這些詞彙。我們沒有辦法不以一種「通道」的方式去理解媒介,科學家相信自己在雲霧室中「看見」了電子,那裡應該要存在著某種能讓粒子傳遞的中介,同時,也存在著某種讓人眼得以看到這些變化的中介。
中介的概念便如此地(如在金融上發生的那樣),轉變為一種將我們包覆的環境,我們處在一個特定的整體系統中,因此我們得以從這處通達到那處。Schear在〈我們本質地是理性的動物嗎?〉聊到一個例子。當一個人被導覽地介紹了位於牛津的基督教堂學院(Christ Church)、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和阿須莫林博物館(Ashmolean Museum)後,質疑地問到:「但大學在哪裏呢?」Schear認為理性能力就是以這樣的方式瀰漫在我們的人類生活之中。也就是說,我們並非只有主動與深思熟慮地使用理性這一種方式,而能夠更廣泛地運用我們隨時ongoing的理性能力。
於是乎我們的理解(如果我們可以先放下「理性」這一有過多傳統與形上學包袱的概念,只去談理解),就像同時具有波動與粒子兩種性質:同時作為一種在我們與對象之間的管道、同時也作為將我們與對象共同包覆的管道。這樣的兩種視點,也巧妙地對應了"Verstand"和"Understand"這兩種理解在歷史中被構想的概念性空間關係。
於是我們作為一種容器,讓這樣使我們得以彼此交流的精神性媒介進入我們之中,我們便可以築壇,也就是個人維度的「在土地上建立起文明」。這一刻的我們成為了通達下一刻的我們的媒介、下一刻的我們成為了包覆在橡樹種子內的大樹。於是我們迷失,到底誰才是媒介?
建立在一種特定的媒介與通道思想,尼采將理解的目的與本源完全顛倒過來。人的存在之「偉大」與「可愛」之處在於他僅僅是作為通達超人的橋樑。一個駱駝般乘載了文明養料後誕生的意識,給出了嬰兒般天真的想法。尼采筆下的查拉圖斯特拉試圖以一種「超人即目的」的方式超越康德的「人即目的」。但那不過是一種看上去複雜的換句話說,他只是將修改過定義的「真正的人」取了一個超越的名稱,我們所要通達的地方終究會不斷裂地關連到當下的我們。
Ted Chiang 的〈巴比倫之塔〉中,塔上的人被問到難道不會想去「真正的地面」上走走嗎?塔上的人回答:我們住在通往天堂的路上,「當我們選擇離開時,只會向上,而不是向下。」但在從原初就作為一個整體、是開始也是終結的世界之中。也許我們建築與朝向的方向,不見得與我們想像中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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