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姦民意：極權政治宣傳心理學

Chakotin, Serge. The Rape of the Masses: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tarian Political Propaganda. Translated by E. W. Dickes.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 1940.

　　今天很少人記得謝爾蓋．斯捷潘諾維奇．查赫金（Serge Chakotin／Сергеей Степанович Чахотин）這個名字，但他在1939年出版的《強姦民意》（The Rape of the Masses）不但成為當代政客的習語，也是理解現代政治宣傳的重要著作。這位俄國科學家有著獨特的經歷：他既是巴甫洛夫的學生，精通條件反射理論；也是反納粹運動的參與者，設計了著名的「三箭」標誌；更是一位經歷過俄國革命、德國納粹崛起、法國人民陣線的親歷者。正是這些經歷，使他能夠深刻理解極權主義如何操縱群眾心理。

一、科學理論與政治實踐：條件反射與群眾控制

　　巴甫洛夫的條件反射理論是查赫金研究的基礎。在巴甫洛夫的實驗中，他發現當一個中性刺激（如鈴聲）反覆與無條件刺激（如食物）結合時，這個中性刺激本身就能引發原本只由無條件刺激引起的反應。更重要的是，巴甫洛夫還發現了抑制現象：某些刺激可以抑制已建立的條件反射。他區分了外部抑制（由意外刺激引起）和內部抑制（通過重複練習形成）。這一發現對理解所謂的「意志行為」很重要，也為解釋群眾在政治壓力下的順從提供了理論基礎。

　　政治宣傳就是一種確立應激反射的過程。相較於巴甫洛夫實驗中以食物為媒介激起狗的條件反射，人類能感知到的刺激來源則更為多樣。查赫金將之歸結為四類：鬥爭、營養（經濟）、性和母性。這四種本能構成了人類行為的基礎，也是形形色色政治宣傳的著力點。

　　查赫金認為，在四種本能中，鬥爭本能是最強大的。首先，在生物學實驗中，即使是最簡單的單細胞生物，對危險的條件反射形成也比對食物的條件反射更快。這表明趨避危險的本能在進化上比獲取食物的本能更基本。其次，在動物訓練實踐中，基於恐懼的訓練（利用鞭策等負面刺激）比基於獎勵的訓練（使用食物等正面刺激）更容易形成穩定的行為模式。這說明威脅和恐懼這類基於鬥爭本能的刺激，對行為的影響更直接和持久。再次，從歷史經驗來看，基於鬥爭本能的政治運動往往能戰勝基於其他本能的運動。例如，基於經濟利益（營養本能）的社會民主運動，在面對基於恐懼和狂熱（鬥爭本能）的法西斯運動時往往處於劣勢。

　　這些發現為理解政治宣傳提供了科學框架：要有效影響群眾行為，關鍵是要理解和利用這些基本本能，特別是鬥爭本能。政治符號、口號、儀式等，本質上都是在建立條件反射，將特定的刺激與某種本能反應連接起來。例如，納粹黨徽通過與威脅和暴力的反復關聯，最終本身就能引發恐懼反應。

二、希特勒的宣傳藝術：分而治之的群眾操縱

　　查赫金寫作本書的目的，在於分析希特勒的政治宣傳。雖然希特勒可能從未系統地研究過心理學理論，但他憑直覺準確把握了群眾心理的規律。

　　希特勒最重要的洞見是對人群的分類。例如，在一個城市中，真正積極參與政治的可能只有約10%的人，其餘的人則處於相對被動狀態。這種分類引導出了他的雙軌宣傳策略。對於積極分子，他採用理性說服的方式，通過演講和文字材料闡述政治理念；對於被動群眾，則主要使用感性宣傳，通過符號、儀式和情感刺激來影響他們的行為。這種策略在他的著作《我的奮鬥》中得到了詳細闡述：宣傳必須簡單化，針對群眾的情感而非理智，而且要不斷重複。

　　「Gleichschaltung」（一體化）政策是這種宣傳策略的集中體現。納粹將黨徽、口號、標語遍布街頭，在公共場所舉行大規模集會，組織制服隊列進行遊行。這些視覺和聽覺符號不斷重複出現，逐漸在群眾心理中建立起條件反射：看到這些符號就會產生敬畏或恐懼的情緒。

　　希特勒同時也在演講中展現出高超的技巧。以他在慕尼黑Krone馬戲團的演講為例：他精心安排了場地氣氛，通過逐步提升的語調和節奏，將聽眾帶入一種近乎催眠的狀態。演講持續兩小時，最後達到「宗教般的沉默」，然後突然爆發出狂熱的情緒。這種情緒操縱的模式後來被他反覆使用。

　　這種宣傳策略在國際舞台上也得到了運用。在薩爾公投中，希特勒通過大規模展示納粹符號、組織集會遊行，並在關鍵時刻發出軍事威脅，成功營造了納粹必勝的氣氛。在萊茵蘭重新軍事化時，他甚至冒險讓沒有彈藥的部隊進駐，賭對了法國不會採取軍事行動。1938年慕尼黑危機期間，他更是巧妙地運用威脅和妥協相結合的策略，成功迫使英法讓步。

　　希特勒的宣傳內容主要包括幾個方面：民族主義情緒的煽動、反猶太主義、對《凡爾賽條約》的不滿、經濟承諾等。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宣傳方式：他善於將複雜的政治議題簡化為簡單的口號，將抽象的理念具象化為醒目的符號，並通過不斷重複來強化這些信息的影響力。

　　這種宣傳藝術的核心是對鬥爭本能的操縱：通過威脅製造恐懼，同時又激發熱情和狂熱。他理解到，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恐懼和熱情這樣的基本情緒比理性說服更有效。而且，一旦建立起相應的條件反射，這種影響就會持續存在，只需要偶爾通過實際行動（比如暴力示威或軍事演習）來強化。

三、反抗與教訓：民主力量的困境與出路

　　面對希特勒的心理戰術，反納粹力量並非坐以待斃。1932年在海德堡發起的「三箭運動」就是一個富有創意的嘗試。這個運動採用了三支箭作為象徵，表示社會民主力量的團結，同時也象徵著對納粹的進攻。運動的具體做法包括：在街頭畫三箭符號、抹去納粹黨徽、組織工人穿制服遊行、創作反納粹歌曲等。

　　在黑森州選舉中，這種新型宣傳方法取得了顯著成效。通過精心設計的遊行、象徵性表演和街頭宣傳，反納粹力量成功地激發了群眾的熱情。選舉結果證明，當民主力量也懂得運用群眾心理學時，是能夠有效對抗極權主義的。

　　然而，社會民主黨的中央領導層對這種新型宣傳方法態度消極。他們堅持傳統的理性說服方式，認為情感化的宣傳有失身份。更糟糕的是，他們對群眾運動的高漲感到不安，擔心局面失控。這種猶豫不決最終導致了致命的後果：1932年7月20日Franz von Papen發動政變時，社會民主黨領導層在關鍵時刻表現軟弱，實際上宣告了他們在德國政治舞台上的失敗。

　　查赫金從這些經驗中總結出「積極的社會主義」理論。他認為，民主力量必須學會科學地運用群眾心理學知識，但要將其用於正當目的。具體來說，這包括：

1. 將政治視為一門生物科學，理解並利用人類行為的基本規律
2. 重視道德因素，將其與物質因素同等看待
3. 通過大規模宣傳來推廣和平、自由、人性等積極價值觀
4. 學習對手的技巧但用於正當目的
5. 區分針對不同群體的宣傳方式
6. 創造強大的政治神話和符號
7. 組織富有感染力的示威活動
8. 建立統一的宣傳協調機構

四、評論

　　進入21世紀，「強姦民意」這個詞彙在許多宣稱民主的華語國家政壇上頻繁出現，尤其在野黨用來猛烈抨擊執政黨。然而，這個詞的當代用法已經與其原始含義產生了微妙的偏移：它不再僅僅指涉系統性的群眾心理操縱，而是用來描述執政者「假借民意之名」推行某些政策的行為。根據史丹福大學圖書館與胡佛研究中心的Global Press Archive數據庫，這個詞最早出現在袁世凱稱帝事件中，其後在如曹錕當選總統、日本扶植滿洲國等重大政治事件中多次出現。到1940年代，這個詞的使用範圍進一步擴大，涉及的選舉舞弊情境無論是鄉長還是商會會長的選舉，都可能被指控為「強姦民意」。

　　這種語義的轉變本身值得反思，它揭示了當代政治人物對「民意」的理解逐漸簡化。1947年7月8日《華北日報》的這報導便是一個典型例子：在關於是否將北洋大學北平分部併入北京大學的爭論中，支持與反對雙方互相指責對方在「強姦民意」。更有趣的是，雙方的判定標準竟然是人數的多寡，將此作為證明自己代表「真正民意」的依據。這一案例生動地展現了當時人們對「民意」的理解——它被視為一個可以量化的實體，且其數量即代表正當性。這種「多數即正義」的簡單邏輯，與現代民主制度中對少數權益的保護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些歷史案例揭示了一個共同的預設——真實的民意是一個存在的實體，關鍵在於如何確認它、以及如何防止它被假冒或盜用。

　　正因如此，中國人常常認為真實且唯一的民意存在，而北洋系政治派別堅信「法統」，經常透過各種選舉來證明民意偏向自己；而信仰「公意」的革命政黨則宣稱，通過先鋒隊理論，能夠超越人民表現出的虛假意識，實現人民的「真意」。結果，「民意」的實質內容往往被忽視。傳統上用來包裝成王敗寇的「人心所向」修辭，成為判定北洋系或革命政黨誰才是「中國人民的選擇」的最終依據。這也使得我們能夠發現中國語境與查赫金語境中「強姦民意」的本質區別：

1. 前者關注的是民意的真偽問題，後者則專注於群眾心理的操縱機制；
2. 前者假定民意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實體，而後者揭示了群眾意志如何被創造；
3. 前者批判的是統治者對民意的假借，後者則剖析現代政治宣傳如何系統性地塑造群眾心理。

　　這些區別帶來的後果無需詳述，因為它們本身已經足夠顯示出深刻的問題。進一步來看，查赫金的原文「le viol des foules」被英文譯者翻譯為「rape」，這樣強烈的語言選擇，可能出於商業考量，但也在某種程度上縮小了原意的範疇。英文中的「rape」幾乎專指性暴力，是一個意涵狹窄的詞彙。然而，在法語中，「viol」除了指性暴力的強姦外，還可以泛指「不尊重」、「違背」或「侵犯」某種神聖或不可侵犯的事物。

　　另外，從「foules」到「mass」，再到中文的「民意」，這一翻譯的轉變也反映了不同語言社群對群眾政治的理解差異。法語中，「foules」是一個中性詞，既可以指有組織的群眾，也可以指無組織的民眾。而英文譯者選擇了「mass」，暗示了一種無組織、易受操縱的群眾形態；中文語境下的「民意」，則體現了20世紀中國菁英的政治合法性焦慮。這一語言上的轉變，顯示了不同語言背景下，群眾政治的不同觀察與詮釋。

　　至此，我們已經遠離查赫金原始討論的範疇。如今，我們無法確定有多少人仍將《我的奮鬥》視為教科書，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與「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號，卻已經讓數億人深信不疑。與這些民族主義口號相對的，是像查赫金一樣提倡和平、自由、人性的價值觀的人，雖然他們同樣秉持查赫金的方法推進「覺醒文化」，但最終卻被貼上「女拳」、「左膠」、「共產主義者」的標籤，遭受嘲諷。這也許可以為查赫金的理論作出補充——不同的刺激源對「鬥爭本能」的激發程度，存在著不小的差異。因此，我們也許有必要將這本書與Eric Hoffer的《The True Believer》進行對讀──這是題外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