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們家小孩的社會課老師帶他們讀大江健三郎的《為什麼孩子要上學?》,老師唸了第一篇故事給他們聽,那是一個關於「繼承的孩子」的故事。 二戰結束那時,大江是個小學生。學校的大人在戰時反覆灌輸小孩「天皇是神、美國人是鬼」的想法,但同樣的大人在日本戰敗後突然就「反省」過來,改口說「天皇也是人,美國人是朋友」。戰後一個月,大江每天早上從學校的後門溜走,一個人走進森林裡,「拿著一大本的植物圖鑑走進山裡,把森林裡樹木的正確名稱對照著圖鑑一一地確認牢記在腦中」。在一個下了一場大雨的秋日午後,小小的大江迷失在山中,開始發燒。直到第二天,才被村子裡的消防隊員找到,他昏迷在一棵七葉樹底的洞裡。 發著高燒的大江蓋著棉被躺在榻榻米上,意識模糊之間,彷彿聽見醫師來了,又離去。 我(大江)也覺得我的情況不樂觀,慢慢悄聲問她:「媽媽,我快要死了嗎?」 「我不認為你會死,我希望你不要死掉。」 「我聽到醫生說『這個孩子快死了,以經沒救了。』他覺得我會死吧!」 母親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就算你真的死了,我還是會再把你生下來,別擔心。」 「但是,那個小孩子和現在就要死掉的我,應該是不一樣的孩子吧?」 「不,是一樣的!我一生下你之後,就會把你過去看到的、聽到的、讀到的、做過的事情全部都講給新的你聽,也會教新的你說現在會講的話,所以,你們兩個就會一模一樣了哦!」母親這麼回答我。 我雖然還搞不太清楚這是怎麼回事,可是,心情平靜了下來,好好地睡了一覺。 在身為一個父親之前,我就已經讀過這個故事,那時我覺得這是一個哀傷的故事。多年之後再次聽到這個故事,我已經是一個七歲小孩的父親,更是能感受到一種胸口被揪緊的、非常具有實感的難受。我覺得那是因為,對現在的我來說,這個故事已經不僅僅是比喻,而是一種「可能」的事。 姑且不論為人父母的感受,在這裡,我想要討論「學習」這件事。 (以下僅限訂戶閱讀) 為什麼孩子要上學? 大江在病癒之後開始回到學校去上課,但無論在教室裡算數的時候,或者在操場上打棒球的時候,在往後的日子裡,大江時常發起呆來,思索著自己究竟是「最初的那個孩子」,或者是「被媽媽『生回來』的、繼承了某個(死去的)孩子的孩子」?大江看著他的同學們,想著「那些同學是不是也繼承了某些沒能長大的孩子呢?」 大江認為答案是「是的」,他以及其他的孩子們,確實都繼承了死去的孩子。「而這件事的證據就是我們大家都繼承了同樣的語言在說話。」這就是大江在那時得到的結論。 「孩子為什麼要上學?」這個小時候困擾他的問題,在大江發現他的第一個孩子「光」(大江光)是腦部異常的特殊生時,再次找上了他。光在語言上發展緩慢,但對於聲音非常敏感,不是適合一般教育體制的孩子,而大江和他的伴侶既有知識也有資源,讓光和他的父母親一起待在家裡,看起來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然而,在幾經猶豫之後,光還是去了學校,進入了「特教班」。在「特教班」裡,大江發覺光得到了在家裡得不到的經驗: 光進入「特教班」不久,就找到了和自己一樣不喜歡噪音的朋友。後來,這兩個小傢夥就常一起窩在教室角落,手牽著手忍耐著,而且光還幫助這位運動能力比自己還弱的朋友去上廁所。自己對朋友有所幫助,這件事情對於在家中只能完全依靠母親的光而言,是非常新鮮、喜悅的。之後,這兩個人就與其他的孩子保持一定的距離,並坐在一起聽廣播裏的音樂。過了一年,光發現自己對人類所作的音樂比對鳥兒的歌聲更敏感。光甚至會把廣播中朋友喜歡的曲目抄寫在紙上,帶回家來,然後翻找家中的CD。就連老師也發現幾乎不說話的兩人之間開始用巴赫、莫扎特等字眼進行交談。 基於這樣的發現,加上對自己童年經驗的思索,大江對於「孩子為什麼要去上學」這個問題做出了總結: 不管是國語也好,理科或算數、體操或是音樂也罷,這些語言都是為了充分了解自己,與其他人聯繫——外語也是一樣。為了學習這些東西,我想不管在任何時代,這世界上的孩子們都應該要去上學。 一模一樣的孩子 對於大江的結論,黃武雄老師在《學校在窗外》說到:「人藉著與世界互動,瞭解了自己在世界的位置,才能反觀自己,瞭解自己。」然而,他也提出婉轉的質疑:「……我不能確定孩子是否一定要去學校,因為今日的學校所教給孩子的,不是連結於人的內在世界的『經驗知識』(experiential knowledge),而是一整套的經過標準化、抽象化的「套裝知識」(package knowledge)。這一整套的套裝知識反而把人從真實世界中分離出來,與不同時空的人類經驗隔離開來。」 「繼承語言」和「充分瞭解自己、與他人聯繫」,是大江支持「任何時代的孩子都應該要去上學」的兩個主張。黃武雄老師肯定後者,但質疑現在的學校究竟有沒有這樣的功能,而我們都知道,「充分瞭解自己、與他人聯繫」不必非得去「學校」才能辦到。而在後面的篇幅裡,我想要專注討論「繼承語言」這一點,因為我覺得它十分危險。 上田萬年(1867-1937)在日本風起雲湧的近代化過程中,是著名的「国語」(日本語)學家、語言學家及教育官僚,他從語言學家的角度提出形塑「國族」的看法: 語言對於使用的人民而言,就如同血液之於其同胞,如肉體上所示的精神上的同胞。以日本的國語來比喻這個道理,日本語應該就是日本人的血液。日本的國體,主要是以此精神血液來維持……言語不單只是國體的標識,同時也是一個教育者,是所謂情深無比的母親。 「國體」是日本在轉化成近代化國家時期的重要概念,也是日本本土及殖民地在發展近代國民教育的初期,最主要的核心概念,其內涵包含了大江在二戰期間聽見老師灌輸的「天皇是神」的觀念,以及「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這種要求國民為國家統治者的意志、「無私」犧牲自己的想法,在二戰時期的日本內地與殖民地台灣,人民都曾因為這種國族思想吃盡苦頭,其影響甚至擴及整個世界。 由此說來,上田萬年的想法與大江「繼承語言」的說法十分類似。將上田萬年「情深無比的母親」這個比喻嫁接到大江的故事中,「把你過去看到的、聽到的、讀到的、做過的事情全部都講給新的你聽,也會教新的你說現在會講的話」,可說是無縫接軌。沒有選擇地繼承這個社會「現在會講的話(語言)」,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故事裡大江的媽媽對大江說:「所以,你們兩個就會一模一樣了哦」,對照某些壓制孩子反抗與詰問的教育現場,其「有效率」的程度簡直令人不寒而慄。 有權者(例如國家或媽媽)像這樣為了某個或某些目的操弄人的思想,只要稍加思索,就會萌生出令人不快的感覺,即使是大江小時候,也曾因為覺察到學校的大人在「語言」上的「矛盾」,而展開逃學的自學生涯。病癒後回到學校的大江,雖然覺察到「繼承語言」的正面意義,但卻忘記了自己曾經警覺到的、「繼承語言」的負面可能。 繼承的選擇 在和編輯大中討論這篇文章的時候,大中說:「不過聽大江光的音樂,會覺得『繼承語言』也許不是那麼硬的概念(雖然以兒子的作品去詮釋爸爸的言論也怪怪的)。以這張專輯來說,他的音樂語彙大概都是從歐洲古典 - 浪漫時期的音樂繼承來的,繼承這些東西並優美的說出來,繼承這些東西所以可以體會它們的美好,我覺得可以這樣形容。」 大江光第一張音樂專輯 我相信大江所贊同的「繼承」,必然不是與上一代「一模一樣」的「複製」,但在這個大人全面掌權的世界裡,在那些大人的指令不可違逆的教育現場,那些從「該學什麼」到「學到什麼程度」都由大人們不由分說地制訂的學習場域,「繼承」與「複製」之間,時常沒有一條夠清楚的界線。 而在眾多的遺產之中,孩子究竟要繼承什麼,又要挑戰什麼,終究應該交由孩子的意志來判斷。 孩子的答案 自己是不是「最初的那個孩子」,或者是「繼承了某個(死掉的)孩子的孩子」呢?社會課的老師將大江的疑問,交給我們家七歲的小孩。 孩:「應該不是吧,我沒聽說過這件事啊。」 師:「不見得要告訴你啊。你怎麼知道你學的那些事情,像是裁縫,不是因為死掉的孩子學了,所以你才學呢?」 孩:「因為那些都是我自己想學的啊,是我自己選的。」 每一個孩子都不是為了替代誰而「生回來」的,也不必跟誰「一模一樣」。 教育或許不該是一個痛失愛子的「情深無比的母親」,為孩子決定他要繼承的「語言」,而更要試圖為孩子擋住主流社會總是要複製孩子的那些影響,撐出一個空間,給孩子「繼承」與「拋棄繼承」的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