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台北人》是陳又津在身份進行空間跨越的一種紀錄。寫了關於父親,關於母親,關於三重,關於與她類似的新移民二代的身份追尋與認同。在《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中提到,地方的概念是流動的,與之有類似屬性的是身份建立,恆久的身份難以存在,多半時候順應外力因素刺激,我們不得不接受改變為求生存。在閱讀《準台北人》時,對我來說感到些許困擾的是,作為讀者的我與作者的生命經歷交叉太大,我們錯失站在同一條線上擁有共識,我難以在陳又津的文字內找到回應自己人生片段的敘述,這時的我,正正成為一名旁觀者檢視移民者的心理傾訴。
然而,倘若跳脫文字衍伸出的情感共鳴,陳又津在回憶她的身世經歷總地來說是辛苦的,我不禁從她身上找到陳雪《橋上的孩子》那種在交易市場內匆忙奔波的既視感。被嵌於特定社會階級,移民能夠從事的工作選擇有限,這一切多多少少與語言溝通、人脈網的大或小有所關聯。陳又津作為新移民二代,她的雙親在來台之初,早已先為她回應(或者說抵擋)種種融入台灣社會的首要問題:語言溝通、工作取得,與同有小孩卻不得融入之家長們的交流圈。它們的存在,像是通過這扇社群大門的基礎門檻,這之中,陳又津提到,母親因為國語腔調有明顯口音,要求女兒藉由新聞主播所謂「字正腔圓」的正確口音適應這個社會的語言,做一個不被人歧視,無法融入群體的「台灣人」。這無疑對任何移民而言,都是首當其衝的挑戰與首先面對的心理調適。又或者被質問是不是台灣人的問題對台灣人來說,也許僅是一種開啟話題的起手式,但對移民而言,那都是每一次的質疑與再次點醒真正的融入是即使做了多少努力,永遠會被挑出來逼自我審視的一根刺。
就算陳又津來自新移民家庭,她的人生並不如小說情節那樣戲劇性,沒有遇到根本上的排擠,我想,這得歸因於她自出生就在台灣生長。她的雙親都帶有另一個空間的文化繼承,但陳又津本人則接受的全是台灣的風景,台灣的飲食,台灣無孔不入的身份記憶灌輸——這也是我認為陳又津很有意思的書寫本錢(請容我用這麼世俗的標籤予以形容)。陳又津自己在後記也有提到:「這本書講述自己的家庭,也許更像是新人的第一本書,但我卻覺得寫了很久,這輩子就這一本也就夠了。」這是陳又津必須面對、開創的寫作起點(亦可能是迎接她的終點,但或許都言之過早),我的意思是,陳又津是新二代,可是扣除血脈繼承,她徹徹底底接受的是台灣教育,成長期間,培育她的周遭資訊都是教育她該怎麼成為一名「台灣人」。只有對內處理家務事時,她必須面對兩種身份在體內的抗衡(顯然那不至於到抉擇的撕裂程度,但某種程度上必然成為陳又津的人生課題),找到回應世界的平衡點。
在面對新二代以及遷居至都市成長的原住民,他們所需面臨的現象既是問題,也是優勢,原生地的繼承讓他們身處異地依然可以產生連結,然而也有可能造成他們與異地的阻礙或脫節。我的某任前任是在新北長大的阿美族。我們交往前,我就從身旁同事得知他是原住民,只是那當下我滿是不可思議,因為他顯然沒有原住民族應有的「外顯特徵」,不會族語,也沒有完整的族名。交往後,詢問他關於族裡的事,他並不是那麼熟悉,甚至,他就像我這樣的漢人一樣的視角看待自己「應待的」原生部落。一問之下才知道,原來他從有記憶以來就在新北成長,接受的也是在地國小教育直至大學畢業。他唯一與部落有連結的是他的舅舅要求他必須回去做成年禮,這時,阿美族的身份認同才終於在他心裡生根,他才意識到原來成為阿美族(成年)人必須經歷多少儀式性的洗鍊,才能獲得阿美族人的身份榮耀。雖然後來他還是回到城市繼續與漢人無異的都市生活,順應漢人潮流追尋流行,但是他的創作中倒是有一幅以池上為主體的視覺設計。我不能確定是因為他本身就不把身份認定這件事放在心上,亦或者他不想多談。只是當我讀到陳又津的文字時,不免去想起他是帶著感嘆(或無奈)說自己已經無法融入部落的青年,以及一種像是賭氣的口吻宣告終歸部落的年輕人為了求學為了謀職,還是得離開部落遷移至都市,他的母親只是早一步預知來到新北生活,為他下了決定罷了。而這段心路歷程的形述,似乎讓人看到了陳又津故事的既視感。
移民如何融入異地,這是一個不管社會再如何強調多元開放——至少就現在的社會反應來看——都還是會使移民獲得挫折——只是問題已從外顯的歧視,逐漸內移成心理自我調製的魔障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