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從狹義說,是1919年巴黎和會外交失利帶來的一場社會運動,從北京學生開始,漫延至各地各階層,透過示威,也透過罷工、罷市、罷課等手段,表達「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訴求。從廣義說,五四運動結合新文化運動,追求西方的「民主」與「科學」,構成一股高舉愛國情緒的反帝國主義的社會運動。
非基督教運動,算不上是近代中國的大事,甚至近代史課本也未必提及。不過,它仿似五四運動的延伸,以「小」見「大」,成為廣義五四運動的側寫,透過對非基運動的認識,讓我們具體地體會,甚麼是一股高舉愛國情緒的反帝主義的社會運動。
1922年初,為了回應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將於北京清華大學舉行周年大會,上海學生成立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北京學生成立非宗教大同盟,兩者都是藉機會發起輿論攻勢,指責基督教與帝國主義入侵有緊密關係,多個城市有學生響應,反教熱潮維持一個多月漸漸退卻。
五四的「民主」與「科學」是在「愛國」前題下的「救亡」方案,具有處境化的含意。帝國主義就是不民主,基督教被扣上侵略者的帽子,就成為批判的對象。宗教就是不科學,何況基督教有帝國主義色彩,批判基督教就顯得追上時代。因此,非基督教運動算不上歷史大事,卻反映了五四運動的精神面貌。
1924年中,廣州爆發學潮,提倡向教會學校收回辦學權,次年,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推動下,非基督教同盟在上海再次成立,並以兩黨的報刊為喉舌,基督教再被批評是帝國主義的先鋒,是侵略者的工具。這一浪的非基運動,不限於「文攻」,各地群眾被動員起來,示威遊行,滋擾教堂等,其後趨於激烈,如趁聖誕節辦「反基督教周」,在基督教學校發動學生罷課,甚至有個別的暴力事件出現。
非基運動的升溫,正值國共合作的初期,在愛國情緒高漲下,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參與其中,從而爭取更大的民意力量,建立更鞏固的政治基礎。隨著國共決裂,國民黨漸靠攏西方,共產黨無暇兼顧,非基運動隨兩黨的策略變化又再平靜下來。因此,非基運動算不上歷史大事,卻反映了國共關係的變化。
基督教領袖對非基運動沒有一致性的反應,有些採取莫不關心的態度,有些努力迴避政治,有些意識到去除洋教形象的需要。不過,基督教背負西方帝國主義者的形象,深入民心,的確為其發展帶來種種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