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寂靜的戰爭，歷史的裂縫

1989年上映的《悲情城市》，由侯孝賢導演，陳松勇、梁朝偉、陳淑芳、辛樹芬等主演，背景以二戰終戰後的台灣為切入點，講述世居九份的林家，在1945至1949短短四年間，所發生的故事。

對於《悲情城市》，喜愛的觀眾們總會有許多誇讚，其中「永不過時的經典」，本應是令人感到雀躍欣喜的溢美之詞，放在《悲情城市》上，卻總帶著一種荒謬的悲愴，像是怒極而後悲、悲極而後笑的自嘲。

1945年，隨著日本天皇的玉音放送，本屬於天皇子民的台灣人一同迎接了「戰敗」。九份林家次子林文龍以日本兵的身份失蹤南洋、三子林文良僥倖存活，卻得了精神疾患、而四子林文清則自小就聾，雖因此逃過日本徵兵，卻始終難以融入週遭，所幸透過攝影這一門不需開口，講求凝視與觀察的技術賴以為生。

在林家四子當中，唯有林家長子林文雄具備當家、甚至僅僅只是一個「正常人」的形象。比起年邁的父親林阿祿，或者其他弟弟們，林文雄行事俐落剛猛、說話振聾發聵，幾乎一肩擔起家中所有大小事，家中不論男女老幼也以他為尊。

然而面對即將到來的悲劇，林家就如同台灣曾經存在過的千千萬萬個世家豪族，走向凋零、衰敗，凐沒在時代揚起的塵土中。

當整個台灣的知識份子，在日式遺風的酒樓暢談回歸「祖國」的期待時，林家接回了從戰場上回來的三子林文良。躺在病床上的林文良全身緊繃、拳打腳踢、雙眼從滿是殺意而後再度空洞，然而大家卻都說「活著」便是最好的。

從病床上好起來的林文良，是林家第一個與「祖國」接觸的人。或許和他那絕口不提的過往創傷有關，他衣著西化、打扮摩登，和上海那批準備倒賣台灣米糖的商人們接洽合作，做起了走私毒品和販賣偽鈔的生意。曾經的敵人成為新的統治者，早在國民政府抵台之前，他已隨時做好準備「擁抱祖國」。

如果不是哥哥林文雄在家中倉庫發現了與他同夥的幾個友人，或許他便能順利融入這群外省人的圈子，又或許他能找到他心中真正的祖國。

因為哥哥及時地阻止，林文良退出了上海幫的交易。然而這群看似商人實則土匪的一群人，趁著台灣主權移交的法治真空期，隨便羅織了個罪名，將林文良栽贓為漢奸，證明他們壓根從未將林文良視做「自己人」。待哥哥林文雄用贖金向上海幫討回林文良時，他早已在獄中受到嚴刑拷打，再度變成白痴。（下一個鏡頭立刻用代表喜氣的鞭炮，慶賀了「活著」這項喜事）

林文良的經歷，凸顯台灣人「找不到自我」的一面，曾經以日本人的身份為國效力，「戰敗」 後卻一夕成為了當初的敵人—「戰勝者」中國人的一方。林文良擁抱「祖國」，是內在精神積極想要活下去的選擇，但時代不允許他選擇，也不給所有的台灣人選擇，只能被動地接受，像個永遠的受害者，然後寬慰一句：「至少還活著啊！」

於是，最後整個林家也僅剩他一人，陪伴著年邁的父親林阿祿，和一屋子的遺孀與孩子。是啊，「活著」便是最好的。

身著束腹、手持短刀，豪氣干雲同時重視法治，是林文雄身上的特色。他像所有經受過日式教育成長起來的父系長輩，口氣嚴厲霸道，卻又比誰遵守規範和保護家人—這曾是日本理想的父系權威形象。

但當曾經如此灌輸與教育的統治者離開後，林文雄便像個獨留在此，一夫當關、失去後援的將軍，原本合理的嚴厲漸漸變成不甘的氣憤。光是保護家人，便讓他失去所有耐性。

最一開始，當林文雄發現弟弟文良的幾個朋友在倉庫抽煙時，他指著牆上書寫的「嚴禁火氣」，憤怒的拍落他們手中的煙，痛罵他們毫無規距。

他或許知曉弟弟在打什麼主意，但他也知道弟弟剛剛從病床上康復，他生氣，但他仍然護著他。因此即使要他不顧自尊，帶著贖金向上海幫討人，他罵罵咧咧也仍然去了。

林文雄不僅行事作風透露著日系父性的陽剛，他同時也有身為台灣人的憤恨不平。電影中那句「我們本島人最可憐，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國人，眾人吃、眾人騎、沒人疼。」至今仍被許多人奉為經典，當他在電影裡憤怒地罵出聲時，台灣人內心的酸楚彷彿得到一個出口，不自覺的悲從中來。

雖然如此悲愴，片名也稱作「悲情城市」，但林文雄卻是整部電影裡最拒絕悲情的角色。在他的人生經驗裡，所有事情只要遵守規範都能得到控制，悲傷是無能之人的表現，他只許憤怒，但從不允許悲傷。

因此當他在家中聽見來往的客人一副了無生氣，就著二胡吟唱悲哀的曲調時，終於忍無可忍的罵道：「幹，唱什麼唱？」

陽剛、權威、同時只允許憤怒的林文雄，自然成為了新興統治階級的威脅。無論是他身上過時的日式氣概、父性權威、抑或是「拒絕悲情」，在在挑戰著獨裁者統治的正當性。

於是家中具有權威、最具手腕與能力的當家林文雄，成為了回歸祖國後林家第一個身死的犧牲者，死在上海幫的槍下。林文雄的死去，就像宣告台灣正式遭到「悲情」淹沒，也讓林家正式走向衰敗。

處理完所謂遭到日本荼毒「奴化」的台灣人，具有獨立思考與反抗意識的知識份子就成為了統治階級的眼中釘。

雖然最一開始，對於「祖國」到來最關心鼓舞的是他們，但深深感到背叛的也是他們。混亂的民生、飛漲的物價、以及私法濫刑的社會，讓曾經受過日式良好教育的他們感到破滅。

但原本，他們仍然相信事情有所轉圜，於是組成了「調解委員會」，試圖作為中立的仲裁者，讓事情「落幕」。在前往調解的火車上，醫生吳寬榮甚至目睹了一群積怨已久，見著外省人就喊殺喊打的台灣人，他的凝視，就像在看著一群凝視深淵並最終成為深淵的台灣人，預示著即將上演的種族清洗。

他所搭上那一班前往調解的火車，由醫生、律師、法官、鄉紳等本土菁英組成的調解委員會就此一去不回，或入獄或暗殺。好不容易九死一生，逃回家鄉的醫生吳寬榮，也只能就此遁入深山，躲避新一輪的屠殺。

但即使在深山中，具備社會責任與傲骨的讀書人，在務農之餘也不甘於靜默無聲。吳寬榮開始教導民眾讀書識字，將希望的種籽播下。然而對獨裁者來說，散播思想，是僅次於日式權威之後的禁忌，遠從當初他們心心念念的「祖國」所調來的軍人，提著槍找到了他們，在深山的荒草野嶺中，將他們一一槍殺。

至此，台灣不僅失去舊時的父性權威，更失去了一群本該帶領社會前進的菁英人才。

當年發生在台灣的屠殺，像一場寂靜的戰爭，在收音機裡陳儀乍聽安撫的寧波口音中，上演了無聲的慘劇。

林文清因為從小就聾，不管是在日治時期，抑或是回歸「祖國」，對他而言似乎都遙遠而無關，這或許是因為他一直是社會和時代的邊緣人，只是凝視、只是觀看。

作為寬榮的好友，以及寬榮妹妹寬美的戀人．文清在知識份子的清洗中遭到波及，當時仍在家中操持的哥哥林文雄怎麼也沒想到，新來的統治階級「連聾子也抓」。

但一直以來作為時代和社會的局外人，文清反而在獄中感受到了連結。他看見他的獄友，赴死時平靜的著裝、穿鞋，即使聽不見他們離去後的槍響，獄友平靜尊嚴的背影卻成為他的記憶。

釋放回家後的文清，想盡辦法找到隱遁山林的寬榮，他第一次在用以溝通的紙上，寫下不是為了理解旁人聊天內容的字句，他想和寬榮一起，點起台灣風雨飄搖時代中僅存的燭火。

寬榮卻告訴他，他已無法再回家，他希望文清回到家鄉，照顧寬美，和寬美一起將未來延續下去。回到家鄉和寬美結婚的文清，並未放棄與寬榮的聯繫，但他不以文字訊息，轉而以資金援助寬榮，不只是為知識傳播盡一份心，也是為了確認寬榮仍然還活著。

然而隨著寬榮身死，一直以來沒有自己的聲音，只是記錄攝影的文清也終於被再度盯上，林文清只來得及留下一張再也不能全員到齊的全家福，最後也遭到抓捕，留下一整代沒有父親、沒有思想、甚至連悲傷都無法目擊，只求能夠活著的台灣人。

1945的幽靈，時刻盤旋在台灣人的心中，戰爭不過才過去百年，台灣人卻彷彿受到詛咒，在戰爭的陰影下不得安寧。

台灣是整個二戰後歷史的遺緒，當所有國家，或戰勝、或戰敗、或發展、或振作時，只有台灣仍然被困在1945，不清楚自己為何一再遭受戰爭威脅、要戰要逃、以及為何而戰。相比其他國家早已形成穩固的「國家主體」，台灣更像是個尚未出世的胎兒，正在經歷著出生的陣痛。

台灣人如今的聲音和選擇，和當初迎接祖國上岸的那些祖輩幾乎如出一徹，到底是要選擇「活著」、「尊嚴」、還是「獨立思考」，歷史從來沒有給過台灣人答案。

林家四子包含吳家寬榮，透過短暫如預言的一生，給予現世的台灣人參考。他們留下的遺孀與後代，面對沒有父親的失落，是台灣曾經一整代人的失落，同時為了生存，反將主權交給了「祖國」，有國卻沒有了家。

不過比起當時毫無選擇的祖輩，現今的台灣人走過威權、來到開放與民主的時代，以知識份子為中堅的社會組成，帶動人們的凝視、觀察。我們如同存活至今或者轉世後的文良，要再一次克服創傷與心魔，面臨新的選擇。

這一次，我們沒有哥哥文雄，但我們必須成長，教養出新時代的文雄、文龍、文良、文清和寬榮，還給他們本該燦爛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