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回想起來，在我個人歷史的那一段時期，在國中到進入大學之間，經歷了所謂的青春期的叛逆階段，那時候的我全身上下裡外是種種躁亂、孤獨、憤怒、哀憐、快感、沮喪、衝動、迷戀、暴力、沉默、不安，我被一個困惑牢牢地、一層又一層地困住了，我無法掙脫出來，我求救地環顧周遭，卻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從外面伸進來，外面的人看不見我，任何人也幫助不了我，我只能不停重複著自己以及重複那個困惑。
「人生的意義是什麼？」
「這個『我』，活著的目的是什麼？」那一段期間是身不由己的等待多過於尋找。如果當時的我能夠像現在這樣，清楚地直視著這個問題，如果當時的我能夠嘗試去了解它，並且描述它、接受它，或許從那時之後，那些已逝去的所有時間，如今便會還是站在我的這一邊。
控制、控制、控制
我曾經隱約發現到這些焦慮的根本是來自於什麼，但是卻忽略了它的嚴肅性和整體性，沒有把思考聚焦在各種現象背後的本質，只是徘徊在一些次要的問題之上。
如同當時身旁可見的每一個人一樣，我很容易地就能夠針對某一次的憤怒情緒、或是某一次的哀傷感，歸咎於是某件事情、某個人、某個念頭、記憶作為具體的肇事原因，而且當時的生活裡確實並不缺乏各種快樂的理由和對象，特別是從異性的身體漫射而來的誘惑就像是整個混亂漩渦的旋律的主題。
我是一艘正在沉沒進水中的船，卻不知道應該猛然驚醒、明白過來，徹底檢查找出問題所在，反而被那些樂觀者的善意謊言製造的喧嘩噪音所影響，彷彿這只是一場演習，真實的危機並不存在。
我們的社會對於青春期或叛逆期的一種普遍性的觀點是造成一個年輕心靈被自己所蒙蔽、看不到那個真正問題的主要錯誤因素；我曾經迷失在這個社會多數人們一直以來所強調的那個透明可見的、理所當然的秩序之中：控制、控制、控制。
這些年長的、生命的過來人─那時候的他們以數量和權力環繞著我─以一種生理學的和社會學的科學態度，看待一個年輕生命的青春時期和它萌發時的湧流和躁動，他們的知識令他們認為：這是一種人類的身體在性成熟過程中的自然反應，也是一個幼弱的個體在開始逐漸面臨巨大的社會化過程中所帶來的不適應。
在他們的眼裡，這些叛逆行為所顯示的不過就僅是一個尚未成熟的人對自己的社會、文化和身體的無知和不滿，它是每一個人都必須經歷的一種暫時性地脫序的過渡期，需要來自外部的控制和內部的自我控制。
這個社會的期待是，在學習控制得當並且安然渡過以後，你便會變成一個「人」，思考與行動得像是一個「人」，自覺地以「人」的型態開始真正的生活。
他人以此安撫你、牽引你的注意力，讓你相信當下所有的焦慮不安都會自然而然地過去，所有安篤地控制住過這個過渡期的人都會在安全區迎接你加入這個群體，然後過一個正常的生活。
生命裡並沒有一個嚴肅如此的問題是你必須不得不要去正視和回應，就算有一個最重要的事情要去想，也絕對不會是關於「存在」、關於「意義」、關於「為什麼」這一類於人無用的問題。他們會告訴你，一個可以令這個群體尊敬的人有著其它的義務和責任。
我是自我的沉重負擔
如今的我深深地鄙視這樣的態度所浮現而出的冷漠和麻木，以及隱藏在其中的根本性的怯懦；他們難道不是曾經像我一樣，也曾經在他們過往青春時期的某刻，頓時看見虛無和死亡以它的形象在瞬間向他們襲來，因此整個人陷入生命意義的泥淖之中嗎？
他們難道不知道當時的自己其實是受到了蒙蔽，反而還繼續延續這個謊言，並以此敗壞、腐蝕我的人生？在他們的自我形象之中，他們看見的是怎樣的一個自己？在他們的面前又是怎樣的一幅「人類的圖像」？
當然，我們的社會以身體變化的困擾以及社會化的不適，解釋一個孩子為什麽從原本是一隻可愛的小動物，突然爆發出不受約束的衝動和欲望，變成一個毫無理性可言的且難以控制的青少年，這並不是完全錯誤的、毫無相干的判斷。
人的存在狀態確實涉及了生理現實和社會現實。
身而為人，必然會感到飢餓，需要水以及食物；為了獲得競爭優勢，對抗其他團體，我們必須組織有系統和效率的社會分工；我們需要節日、需要娛樂；走在黑暗的夜路上，心底會因為看見一絲亮光而湧上希望和溫暖；身體確實是需要承接來自另一個身體的笑容和撫摸，謊言或是無情的傷害；花散發悅人的氣味，而夏季的高溫使人流汗……
正是因為生命的存在不是抽象概念，不是語言、理論、邏輯可以完全概括，回應關於生命的意義這一個問題就並非只是一種學術研究的智力表演或是文學呻吟的公式。
我們必須回應它，因為它是源於一個人的自我形象的深層，你感覺到在它模糊不清的幽暗深邃裡面，某種想要上升的渴望被喚醒了，那是一種私密的、純粹個人化的，也是生理的驅力和美感的驅力交融在一起的經驗：你知道生命不應該去遵從另一個人的教導，不應該只是另一個人的生活的重複，一個人的生命的意義只有他自己才掌握了所有解釋的權力，除非他自願交出那個沉重的權力。
然而，不是每一個人都甘願負重的。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馬太福音(11:28)──
那些生命的過來人總是以身作則勸告我：把你困惑的重擔交出去，交給什麽東西都好。
漂流中的人類圖像
這個問題意識出現的時間點總是聯繫著生命的階段性變化。
其中一個發生在人的生命開始的初期，也就是幼兒期結束之後的青春期；另一個便是發生在生命結束的初期，也就是人的老年期階段，死亡的開始，一切的結束。這兩個時間點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在這兩個轉變點以外的人都不是處於獨立自主的狀態，幼兒被家庭所控制，成人則為了獲取勞動力的回報而屈服於群體和習俗。
在一天之中，我們只會被日落與日出的美所吸引，因為日出或日落都是把自身凝聚了，短暫而戲劇性地重演了前面的漫長黑夜或白晝的過程，其它時間就只是單調乏味的、平鋪直敘的或亮或暗的差別；我們也在性高潮裡發現死亡的顫慄與生命力量感的上升是同一件事情。
虛無的偶然性、不確定性，正是生命和存在者的真相。
我們的社會對於這個真相是採取怯懦的態度，並且極力的排斥，不動聲色地要把關於真相的認識，驅除趕出溫暖的家庭、學校教育的領域，並且以科學的樂觀主義以及科技技術的穿透性力量來運作這個社會，建構出一種無機的運作系統，讓一個一個從誕生至死亡的人都可以被放置到其中，使人們因此感到擁有一個義務和追求的目標，意識到自己是一個「人」，而不是一種可有可無、偶然地出現在世界流變生成現象之中，一個微不足道的個體。
根本地來說，我們的社會教育我們應該用科學方法─觀察、解釋、預測、控制─的模型來想像自我的形象。
由於科學無法探問意義，這種個人自我形象發展到最終都只是為了獲得各種外在身份的空洞容器而已，關於那個既沉重又不得不上升的自我的想像本身，反而始終是自我意識無法進入的一片空白空間，人變得缺乏能力去想像自我、詮釋自我、描述自我，需要依賴社會運作系統之中的各種現存的「節點」來擺放自己，肯定、認同自己。
然而支撐這些位置的本質無非也是歷史的，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保證一個人不會從一個功能性的角色上被剔除，天災人禍不會因為房屋或車子的貸款還沒有繳完就略過它的破壞，人能做的事情就是一再而再地籌畫出可以更有效地全面控制的方法，消除這些惶恐和騷亂因素。他們轉身，假裝虛無已經從眼前消失，事實上卻在人的後方緊跟著不放。
「生命存在的意義」這一個問題並沒有消失，也永遠不會消失，但是它以另外一種符合這個社會的價值取向，以富有生產力的、明確且容易操作的形式，重新被需要，出現在人的意識之中，而這個形式就是廣告和消費行為之間的迴圈（那些生命的過來人總是以身作則勸告我：把你困惑的重擔交出去，交給什麽東西都好）。
從廣告行銷產業經常運用的策略術語，諸如品牌形象、情感的連結點、說故事、價值賦予、認同感和忠誠度等等，我們其實就不難可以發現到，這些廣告行銷產業在他們的辦公室裡所策畫出來的靈巧卻卑鄙的行徑與一個人的生命意義之間的關係究竟是如何的一回事。
這個產業集結的是一群工作能力優秀之人所形成的組織團隊，他們不僅僅擅長於科學的應用，如心理學、行為學、統計學等，更懂得從歷史、藝術和文學、音樂當中汲取智慧與謬思，無論人是理性的或是非理性的，這個產業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洞悉人性的規則，進而掌握如何預測和控制人的行為，促進商品的銷售數字上升。
就專注於人的研究而言，廣告十分類似於人類學的工作，並且同樣也不涉入道德、意義和價值的判斷。假如外星生物在初次接觸地球時，有必要先了解當代人類的人性與文明結構，他們最直接有效的參考素材便是浮濫的行銷廣告、微電影和直播影像。
1977年開始在宇宙間流浪的「航海家一號」探測器上設置著一個來自人類自我介紹的各種聲音和影像資料，其中也包含著巴哈和阿姆斯壯的音樂，然而，對照當代文明及其不滿，當時的菁英設計者們在關於人類自我的想像是否是一種過於長期的樂觀或是過於自滿（據說那些資料可以保存10億年），還是這其實是以宇宙光年為單位，對已逝人類形象的最後一次的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