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常理,余英時這類碩儒的大塊頭作品 (其實不算大,約260頁而已),我會碰而不讀,但《論天人之際 — 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天》)的代序;一篇4萬字的序言!實在很精練優美,看了數頁放不了手,內容更解開了一些舊問題。
舊問題源自高中時讀過的一本小書 (演講集):《中國哲學的特質》,那是牟宗三先生比較易讀的入門作,內容當然艱澀,讀過一遍,起碼認識了甚麼主體性,內在道德性,天道下貫等似明非懂的字眼概念。日後再讀牟老的《中國哲學十九講》及《中西哲學之會通十四講》,明白牟老欲透過康德哲學這個「平台」,接通兩大哲學傳統。不過《十九講》及《十四講》兩書起首那三四個章回,已經是筆者的極限。綜合起來未明之處甚多,例如天道下貫這回事,外在神明或天道,如何被人這個主體把握?這正好是新儒家與基督教思想的一個差異甚至衝突,但自身根器實在平庸,欲深入理解嗎 ….. 勉強不了。
擱下這些問題好多年,竟然在余英時這本著作中,看見類似的課題。但余老談的不是哲學,他循文化比較之路,疏解另一個相關課題:天人合一,並這個觀念在中國思想史上的源流、沿革、傳承、演變、突破等等,追蹤大量文獻古籍,上下求索,砌成一幅非常宏大的併圖。
余老層層演進,解釋了古代中國人如何透過巫覡,與天接通,後來過度成周室禮樂,爾後修德之說興起,到軸心時代的孔丘承先啟後,「突破軸心」,奠定日後心性之學的基礎。
請留意,上述對《天》的概括,切勿盡信。余老在《天》做的探索功夫極深入細緻,我不相信可以如此容易輕鬆三言兩語撮要之,不少重要內容;例如「道術將為天下裂」(莊子‧天下)一語,放在「軸心突破」的語境下,余老看見的是東西方兩個理念「天造地設」的呼應(14–16頁)......等等觀點,均無法指涉。或者再引述兩小段《天》的文字,可以更準確呈現《天》的內容:
“.......軸心突破所發展出來的「心」取代了「巫」的地位而成為人與超越領域(「天」或「道」)之間的中介......” (247頁)
“……如此一來,孟子已打破了天人之隔以及天命與人性之間的藩蘺。由人心深處有一秘道可以上通於天,而所屬於天者已非外在於人,反而變成是屬於人的最真實的本性了……” (131頁,引自劉殿爵《孟子》英譯本導言)
拿住這些觀點,日後再重讀牟老的書,也許會明白通透一點,尤其論述內在道德性及天道下貫等概念。
筆者沒有本事評論《天》,但本著作有兩點值得細說。
首先,如余老所言,他並非企圖重構中國思想史,《天》只是”......將中國軸心突破的展開歴程,置於比較文化史的脈絡之中,加以系統的敘述 ……. 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為先秦諸子學的開端增添一個理解的層次......”。說得簡單,但牽涉、覆蓋的材料極多極廣。軸心時代/突破本來不是早年研究中國思想/哲學的概念或工具,它是雅士培(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在上世紀提出的一個想法(1)。簡而言之,”......在公元前第一個千年 (1st millennium) 之內,世界上幾個高度發展的文明,如中國、印度、希臘、以色列、波斯等,都曾經歷了一次精神上的重大突破,其結果則是每一文明都完成了一場「超越」運動......” (219頁)。然而中國文化的發展,真的符合這個理論嗎?中國軸心時代的歴史期限,真的可以設定在公元前第一個千年?余老很大膽的套用這個觀念,追查天人合一的演變歷程,並為中國的軸心時代劃下自己的時間線(235及246頁),殊不簡單。
另一方面,余老的論述極其細密。如何細密?余老每寫完一個小題目,就會詰問自己很多問題,例如孔丘與巫覡傳統的關係如何?軸心突破不會是無中生有的,但那背後的「材料」是甚麼?「心」與「巫」兩者如何延續與改造(193頁)?於是,一個接一個問題問下去,一個又一個答案找出來。余老對自己提出的論點很嚴苛,沒有馬虎交貨這回事。這種魄力,我只能遠觀,未能模仿。
不過,我會模仿余老問問題。余老在《天》提及”.......孔子的終極關懷不在集體王朝的「天命」......破繭而出,另闢了一條個人本位的「仁禮一體」的新路......”(109-110頁)。言下之意,儒學以致中國士大夫,早在二千多年前已開始「去中央化」,但接下來的歷史,儒生們沒有在王朝外樹立道統,成為批判、監察家天下的力量,那種忠於今上的「習性」,仍然主宰著大部份的知識份子,何解呢?
民主、權力制衡、獨立人格,是否入不了中國文化的血脈當中?即使,孔丘早已開闢了一個嶄新的精神領域(109頁)。
註
(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軸心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