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提供選擇，主權歸於人民──讀《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

本篇書評投稿至微批 Paratext獲刊，先予致謝，以下內文：

民主與民主化

民主的概念可溯自古希臘，然現代的民主概念則是誕生於18世紀末的西方。若要對民主進行定義，或可通過政體的目的（例如民主應包含自由、平等、博愛）進行，然而這可能會產生模糊的問題，故本書的進路係以「程序」作為民主的判準，即：「民主政治最主要的程序是被統治的人民經由競爭性的選舉來挑選領袖。」這是熊彼得式的民主理解，簡言之，政體中的權力者是否係經由自由競爭且為公平、公正、定期且普選的選舉產生，這樣的民主政治包含了競爭（contestation）和參與（participation）兩個面向，並有分析上清晰之優點。然應切記者為這種形式的選舉僅為民主的「必要條件」而已，故依此方式選舉產生的政府可能是腐敗的、被特殊利益所操縱的或是無法採納公益政策的，不過，只要是透過這種方式決定權力者，這就是一個民主政體。

「民主是一種公共美德，但不是唯一的美德。」

而本書所關注的不是「民主」，而是「民主化」這一動態的進程，而在這過程中的關鍵即為透過前述之正當程序中所產生的政權取代先前非以正當程序所產生的政權。第一波民主化是源自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而在著作問世的90年代，正處於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中，根據作者分析提出的民主化浪潮（括號為民主國家數目）之時期如下：

第一波民主化：1828~1926（33）

第一波回潮：1922~1942（11）

第二波民主化：1943~1962（51）

第二次回潮：1958~1975（29）

第三波民主化：1974~（62，預估回潮將減少三個民主國家）

以今日的數據，依照經濟學人的民主索引2017，有76個國家屬於民主國家，這包括了完全民主與瑕疵民主（註1），對照於90年代初完成的此著作可以發現作者的預估是保守地準確，相較於前兩波浪潮中的約莫半數民主國家向威權政權（authoritarian regime，註2）的逆流，作者對於第三波的估計相當地指出今日的民主現況（且不減反增）。

而以浪潮（wave）來形容此政權轉化的過程我認為是貼切的，蓋民主化既是動態的過程，並非僅前進，民主化就像浪潮一般亦漲亦退，根據過往之經驗，民主化就像兩步前一步後般的節奏移動著（參照前述註解資料，第三波前進的比過往的都還要遠）。本書所關注的是第三波民主化，而促進民主化的因素參照70、80年代出現的民主政權可見得有：經濟提升（識字率、教育和都市化的普遍、中產階級擴大、民主態度成長）、天主教會領導反對威權、歐洲共同體及美國與蘇聯在80年代政策轉變為對民主的支持、因西班牙或阿根廷等國家出現民主所產生的滾雪球效應；相對地，參照過往經驗可知造成回潮的因素有：對民主價值觀念薄弱、惡化社會衝突的經濟危機增長威權式強制解決方案的歡迎度、操之過急的社會經濟改革造成兩極化、保守份子決意把群眾或左翼或下層團體排除於權力外、恐怖統治或叛亂導致的秩序或法律崩潰、非民主的外國之干預、其他國家民主崩潰的滾雪球效應。不過這些因素因為各地域之不同，影響力也有所差異，亦即，民主化的漲潮或退潮可理解為皆係因某些一般原因再加上該地之特殊原因所致。就此而言，若除去外部因素（如外國壓力或滾雪球效應），則產生主要影響者有二：經濟發展與政治領導。國家的經濟發展未必會產生民主的轉向，然而經濟發展卻與民主化具有高度關聯；同時，社會中的人民與菁英對於民主的態度，以及政治領袖所為之行動，則是使得民主化實現的關鍵，「經濟發展使得民主成為可能；政治領導使得民主成為真實。」因素的存在，係為創造民主之條件，然而浪潮無法創造民主政權，浪潮為肇因（causes），民主得以出現有賴於政治領袖與人民作為肇端（causers）之行動，主體行動之實踐，才可能創造民主政權。

而，民主化的過程是一妥協的過程，無論是公開或私下的協商，參與範圍皆擴大，更多人或團體得以參與權力競逐，並依據公開協議或默契獲得權力（且同意採取溫和立場），在這（參與及節制間形成之）民主交易中使得參與者得以克制，這代表著暴力或革命之放棄，而接受現行社會、經濟與政治方面的基本制度（私有財產制、市場機制、軍方自主權或教會特權等等），並且透過選舉或議會來取得權力與政策提出與實踐。

於此，可提出一個問題，民主化既然代表的是原先的威權體制走向正當程序產生的民主體制，則原先的統治者何以願意放棄利益壟斷的狀態進行轉向？動機何在？答案是或因其等相信民主作為目的自身，或為將民主當作實現其他目標的手段、一種代價、附帶利益（所以民主或許不是領袖原先所願促成的，而是意外也未必）。就後者之情形而言，原因可能是需要恢復正當性（註解3）、希望獲得國際尊重、國際壓力，又或者是選舉的風險更小（統治者可能認為他們能獲勝，因其控制著政府、資源組織，甚至是選舉）。固然反對勢力可能利益個別，惟若集結卻足以擊敗統治者，第三波中這種爆冷門式的選舉結果並不少見，這也就促成不少國家的民主化。當然，統治者可能會舞弊，惟過度猖狂的做票將使得原先舉辦選舉的目的（恢復正當性）產生矛盾。另外，在第三波下所產生的外國觀察家對於民主化也有一定的影響力，因其等作為對於選舉公正性的監督者，若拒絕其之監督，亦將因此而削弱正當性。

威權懷舊症與二次輪替考驗

進入民主所帶來的自由，將使過往以秩序與安全為名所進行的威權體制減壓，然或會有些不適應這種失去原先秩序的感覺，所以可能出現「威權懷舊症」（authoritarian nostalgia），這在過往的威權壓迫相對而言較為輕微、取得一些經濟成就或領袖幾近自發地推動民主化的國家不難見得，例如西班牙對佛朗哥、祕魯對維拉斯科等。症頭即為受迫害的記憶漸消，某種程度上被過往威權時代的秩序、繁榮和經濟成長之印象所取代。

然而，人民對於政權與領袖的區辨能力將會左右民主之穩定性，故而即便發病亦無需過於擔憂。承前所述，向民主轉型的政權中原先的反威權聯盟將會分裂，政權的首任領袖將會被認為漸失效能，而人民亦或將會發現民主體制本身不能為國家所面臨的重大經濟、社會問題提出解決方案，故而領袖時常被看作是狂妄的、無能的、腐敗的，甚至，三者兼備。此時菁英與民眾從原先的歡騰中醒來，降低期望，而開始適應現實上艱辛的民主現實。然而，解決所有國家問題是不可能的，政府可能會失靈，而民主政治即為一具制度化的方式來更換政府之政體，畢竟，民主不代表所有問題將被解決，而是代表統治者可以被更換，由人民選擇他們認為可以解決他們所欲被解決之問題的人來進行統治。�

「當人們了解，民主政治只是解決專制問題的一種辦法，而未必能夠解決所有其他問題，民主國家就會越加穩固。」

又就民主之穩固，作者也提出了所謂「二次輪替考驗（two-turnover test）」作為衡量標準，亦即轉型初次選舉的執政團體若在此後的選舉失利而將權力轉移給勝選者，而勝選者又將權力和平轉移給次屆的勝選者，亦即二次輪替，則如此的政權即可被認為鞏固。這個測驗所得說明者有二：一為社會的政治領導階層忠於民主且願和平轉移權力；二為菁英與人民皆在民主體制內，即便出了紕漏，替換的對象是統治者，而不是政權本身。

結論

民主化與自由化並不相同，所謂自由化亦會發生在威權政體中，所謂自由化代表政體中的局部開放，然而並未開放自由競爭的選舉以決定統治者，所以自由化對於民主化而言並沒有決定性的關聯。舉例來說，90年代鄧小平開放了中國的經濟，但至今沒有人會說中國是個民主國家，因為他們（部分）自由化了，但是從未民主化，若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中 D. Acemoglu 與 J. A. Robinson 的話來說，這就是一個有著閉鎖性政治與開放性經濟之組合的國家。

在第三波中，選舉是民主化的目標，也是工具。選舉所代表的是國家的靈魂—主權的主體乃是人民，人民透過意志決定這個國家的統治者，而在這樣體制下生活的人民，亦遵從著這個體制。走向民主體制也好，維持民主體制也好，不可忽視者為人民對於民主這個價值的態度與行動上的實踐。

註1： http://pages.eiu.com/…/753…/images/Democracy_Index_2017.pdf… ）

註2：本書中的威權政體代表相對於民主的不民主政體，故包含極權政體、獨裁政體等。

註3：於此，應有必要說明何謂恢復正當性，威權政權的正當性乃係奠基於政績，而當政績衰弱無法提升時，統治者所另尋之路即為透過選舉中人民的意志獲得正當性的補充。而政績作為正當性之來源，於民主程序中亦有其地位，然其之重要性於民主體制中則較為次要，蓋因民主政權的正當性主要來源係「程序」—正當程序的選舉以決定統治者。故即便民主國家面臨重大的社會、經濟問題，或許無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但該能力並非其存續之關鍵因素，民主政體的存續取決於此系統對無能力解決此國家所面臨之問題的因應之道，簡言之，政體中人民對於體制之尊重與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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