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裡，被輿論稱為「吹哨者」之一的醫師李文亮，於2月6日過世。關於李文亮僅僅是在非公開通訊群組裡，向親友告知他看過「類SARS」的診斷書，就被有關當局以「造謠」為由處分的相關的過程，在網路上可以Google到許多訊息，這裡就不贅述了。他也曾在微博上轉貼支持香港警察的貼文，可以想見在這個事件前他很可能不是所謂「異議人士」。
而這篇文章要討論的，著重在中共有關當局當初要求李文亮簽寫的「訓誡書」。
「公安機關希望你積極配合工作，聽從民警的規勸，至此中止違法行為。你能做到嗎？」
「我們希望你冷靜下來好好反思，並鄭重告誡你：如果你固執己見，不思悔改，繼續進行違法活動，你將會受到法律的制裁！你聽明白了嗎？」
在這份李文亮於1月3日簽署的訓誡書裡，這兩個問題在格式上分別都留下了「答」的欄位，在這兩個欄位上，李文亮分別寫下「能」以及「明白」。
後來李文亮自己及家人都被感染。1月31號，李文亮在病床上透過社交媒體上寫下被當局傳喚的始末。2月6日晚間，李文亮死於新型肺炎。
當初簽下訓誡書的李文亮，心裡想的是什麼呢？在病床上的李文亮，心裡想的是什麼呢？
雖然是那個國家的事情，但看在我這個教育者的眼裡，卻像是近在咫尺的事。相同型式的文件，通常被叫做「悔過書」，有時會要當事人自己寫，有時叫你悔過的人，會指示你如何寫。像是這樣的東西，有許多人都有寫過吧？
即使沒有寫過，你有沒有聽過這樣的問句？
「知道錯了嗎？」
「知不知道你錯在哪？」
「下次還要不要這樣做？」
面對這些問題？你懂不懂得怎麼回答？
「懂。」
你一定跟李文亮一樣，知道該怎麼回答，才能「脫身」。
教育現場的三個故事
（1）
有一次，在課堂上有一個創作的練習。下課的時候，我跟助教阿虎看孩子的作品。阿虎指著一位孩子C的作品對我說：「他都亂貼！」我心想：「如果隨便貼，拿回家媽媽看到，說不定就會誤會孩子沒學到東西。」
我隨口問了：「其他人呢？」
阿虎說：「都貼對了。」
我說：「那要確定他認真貼，不能太隨便。否則回頭要跟媽媽解釋，挺麻煩的。」
在那之後不久，就有了下面這段對話。
孩C：「你不是說可以亂貼嗎？」
我：「那是另一個，不是這個。」
孩C：「我貼好了啊！」
我：「你是照抄別人的，不是自己貼的。」
孩C：「我有認真貼！」
我：「我現在很認真問你，請你也認真回答。你有認真貼嗎？我很認真上課，所以我希望你也認真貼，如果你說謊，那你就是在欺負我，這是你要的嗎？」
孩C：「我……我沒有認真貼。」
在兩天之後的早晨，助教阿虎和我分別埋首撰寫觀察記錄，阿虎突然問我：「那天你有說要孩子『貼正確』嗎？」
正分神在寫作的我毫不猶豫、直指本心地回答：「沒有吧，懂就好了，幹嘛一定要貼正確。」回答完過了一會兒，這句話的意義才慢慢在我腦中顯明。
我停下工作大叫：「啊！難怪他那時候說『你自己說可以亂貼的啊！』」
（2）
我家外面就是一間安親班。有一次我跟孩子經過門口，有兩位老師堵在門口聊天。用「堵」這個字，就真的是那個意思。教室的門沒有比一般家戶的門更大多少，兩位老師分隔兩側靠著門邊在說話，中間的剩下一個小小通道。
有幾個孩子總裡面追逐出來，我跟我家孩子剛好走過。其中一位A老師突然出聲叫回最後的那位孩子：「OOO，過來！」
被點名的孩子乖巧地走到老師面前。
A老師說：「你剛才撞到B老師了。」
小孩看著A，什麼話都沒說。
A老師接著說：「B老師很痛。」
B老師配合著摸自己的手臂，表演疼痛的樣子。
小孩看著A跟B，還是什麼話都沒說。
A老師又說：「你要跟B老師說什麼？」
小孩立刻懂了，他說：「對不起。」
A老師滿意地說：「好，你可以走了。」
小孩回到他的玩伴裡，兩位老師回到原先的話題裡，像是什麼事也沒發生過。（如果我們對成年人這樣做，可能會被解釋成沒事找事，或是在耍流氓）
（3）
我剛入教育現場的頭兩年左右，曾經去一所小學代課。早自習的時候，有個秀氣的小女孩走上講台，開始記名字。
我好奇問他：「你在幹什麼？」
女孩說：「我在管秩序。」
我初來乍到，一切都還搞不清楚狀況，就由著她管秩序了。大概二十分鐘過去，女孩在黑板上寫下了許多數字。
然後就是上午的課程。經過幾節課之後，小孩跟我比較熟了，有幾個下課時間開始跑來找我聊天。
他們問我：「什麼時候要處罰？」
「什麼處罰？」
「就記座號的啊。」他們指著黑板上的數字。
「為什麼要處罰？」
他們支支吾吾地說不上來，最後跟我說：「因為之前都有處罰。」
「我不處罰人。」我鄭重地說。
到了中午，那女孩又走上講台。孩子們開始監視彼此，互相告狀。這個孩子說那個孩子其實眼睛有張開，那個孩子說這個孩子偷偷笑。我宣布：「不要裝睡了啦，你們不一定要睡覺，不過醒著的人要安靜，不要吵睡覺的人。」
話一講完，大半的孩子都抬起來頭看著我，過了幾秒，他們就笑嘻嘻地開始做自己的事。有的看書，有的畫圖，有的跟其他人眉來眼去比手劃腳。
我轉頭看女孩，女孩有點不知所措。我問她：「妳想睡覺或做自己的事嗎？」她點點頭。我說：「妳去吧。」
女孩走下講台，趴在桌上，沒多久就睡著了。
下午的下課時間，跑來閒聊的小孩變得更多。負責管秩序的女孩也來了。
女孩說：「老師你真好，都不會處罰人。」
「對啊，我不會處罰人。」我一邊看他們的作業，一邊回答。
「可是，這樣也有不好。」另一個女孩說。
「有什麼不好？」我抬頭看她。
「這樣我們就不會乖。」
「你是說，我不處罰你，你就不會乖嗎？」她有點猶豫地點頭。
「我不相信。」我說。
隔天中午午休時，負責管秩序的女孩來問我：「我要記名字嗎？」我笑著說：「妳想記就記吧。」女孩笑瞇瞇地跑去睡覺了。
我們教育現場裡的形式與管理
在（1）的例子裡，教育者以為自己有一個教育上的理由，但從小孩的角度看來，卻很清楚是莫名其妙的、形式上的要求，而小孩在極大的權力差距的威逼之下，不得不服從於教育者指示，做出屈辱的退讓（按：另一方並沒有做出任何讓步，至少就辭典上的意義這絕不叫「妥協」）。
在（2）的例子裡，小孩十分習慣於這種服從與退讓，並且養成了敷衍的、配合形式的、揣摩上意的行動方式。
而在（3）的例子裡，小孩甚至以這種形式來捏塑自己，將自己理解成「不處罰就不會乖」的樣子，來合理化自已無力抵抗的現實狀況。
我想藉由以上三個故事，指出一個遍行於台灣教育現場的共同點：
教育者的權力極大，小孩習慣於服從這種權力差距，而這個社會也很習慣於小孩對教育者的無條件服從。
在這樣的教育現場裡，大人們看不見小孩的處境、看不見小孩對情境的理解、也看不見小孩的慾望、需求與意見。
當然，在我們的教育現場裡，大多數成員都是日復一日地做好自己份內的工作。教育者和小孩不過是順著文化上日復一日累積而成的習慣，而做出各自的行動。然而，李文亮所面對的，也是本質上同樣的情境，公安和李文亮也是順著過去日復一日的習慣，分別做出訓誡和認錯的行動。
也是因此，這樣漠不經心的、注重形式與管理的教育現場，直直指向的就是李文亮簽名的那紙訓誡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