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沒人會否認,民主制度的順利運行,有賴於每個成員彼此之間的共同感,或說歸屬感。有了共同感,自然就會想要得出長遠共識;相反地,若缺乏共同感,除了更不容易合作與分配責任以外,還可能會分裂與內鬥。
遺憾的是,當今民主國家或多或少都出現了政治極化的現象,亦即政治群體之間的互信越來越低、仇視越來越深,直接催生了民粹支持者。那麼,這是怎麼發生的?
兩種常見論點是,訴諸舊有階級秩序的破壞,或訴諸全球化加科技發展。
首先,由於平權運動與多元化觀念的興起,使得種族或性別上的弱勢處境,得到不少社會關注與資源挹注。然而,許多保守主義者強烈反彈,而某些勞動階層則認為自身處境才更該改善。這所延伸出的一種情況是,某些平權論者在展開論述時,試圖把反對者說成邪惡或不理性的代表,使得防衛情緒日漸高漲。
其次,由於全球化貿易鏈的成型,資本、資訊與商品快速流動,富人完全可以賺全球的錢、看全球的新聞、買全球的東西,經濟上已不再需要依賴在地人士,身份認同也不再需要與地域連結。甚至可以在國內拚命貸款,然後拚命投資海外...
與此同時,產業外移、科技發展的結果,一再把本地窮人的工作機會搶走,使得其處境日漸艱難。眼看貧富日漸懸殊,尤其是金融業與科技業巨頭的高額薪資,他們的相對剝奪感也越來越強。
除了這兩點之外,桑德爾(Michael Sandel)在《成功的反思》一書當中,試圖提出第三種解釋:從競爭成敗的角度看,才德至上論使得贏家、輸家的心理距離漸漸擴大,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他是這樣說的:
那些憑著努力與天分在才德至上體制中勝出的人,往往是托他人之福才能成功,只是被激烈競爭所掩蓋。當能力至上的競爭變得如此殘酷,讓人完全陷入拚搏的泥淖,我們就會看不見他人的功勞。
如此一來,即便一個才德至上的環境再公平,沒有舞弊賄賂也不偏袒有錢人,還是會造成錯誤印象,讓我們以為一切成就都是自己的本事。由於錄取一流大學需要長時間努力不輟,使得絕大多數入學者都深信是自己的功勞,失敗也只能怪自己。
這對年輕學子是沉重的負擔,也會破壞公民情感。我們愈覺得一切都是個人成就,只憑自己即可,就愈難學會感激與謙遜。而少了感激與謙遜,就再也難以在乎共善。(頁48-49)
所謂才德至上是指:在社會的競爭機制裡,能力決定財富,而財富代表尊嚴,所以贏家是靠能力賺取財富、靠財富反映尊嚴,而輸家之所以輸,是因為他們缺乏能力或意志。此觀點的最大特徵,就是完全排除了運氣成分,無論贏家或輸家,其處境都是他們應得的。
桑德爾極力反對才德至上,主要理由之一,是它會破壞民主社會應有的共感,因為贏家會自命不凡、輸家會自卑不滿。我好奇的是,自命不凡的贏家,加上自卑不滿的輸家,必定破壞共感嗎?或者反過來說,少了這樣的自命不凡與自卑不滿,共感就會得以維持嗎?
這多少取決於我們如何定義與測量共感,以下我只簡單談一點自己的想法。
一般而言,政權都希望自己的人民團結一致,並支持自己的統治。理論上,成員之間的同質性越高、價值觀越相近,就越容易合作與分配職務,溝通與執行成本也就越低。這也就是為什麼,現代國家無不努力塑造「想像的共同體」,包括共同目標與成就、共同敵人與偉人、共同的語言文字與歷史記憶等。
然而,贏家和輸家的分野,破壞了這些維繫共感的因素嗎?我有點懷疑,因為自古以來,人類社會就充滿了贏家和輸家的對比,但不代表社會內部不會團結。
當然,才德至上論者真正強調的是,如果贏家鄙視輸家、輸家敵視贏家,那共感就會逐漸消失。這基本沒錯,畢竟社會大動亂之前,相互鄙視仇視的情況往往會大量增加。就算不造成動亂,合作與共識的可能性也會大幅降低。
但是,打破才德至上論,就能使鄙視、敵視的狀況消失嗎?譬如桑德爾認為,可以試著在競爭機制當中重新加回運氣成分,其中一種做法是抽籤決定誰能上大學(他是認真的)。但被抽中的人就會比較謙卑、沒抽中的人就會比較有尊嚴,彼此之間真的比較不會鄙視敵視嗎?
我同意共感和歸屬感正在消失,或至少不再以地域、社會或國家為主要核心,但我懷疑修正競爭機制能否扭轉這一點。更直白地說,究竟是共感消失導致才德至上,還是才德至上導致共感消失?
我也可以把故事反過來說:當共感尙強的時候,由於贏家輸家更有相互合作、相互支持的可能,只要最終的分配結果尚稱公正,讓運氣來決定誰贏誰輸,並非那麼難以接受。然而,一旦共感消退,贏家更不想顧及輸家感受時,才更想努力消除競爭機制當中的運氣成分,好讓贏家更理所當然地自傲。
當然,我們可以宣稱,才德至上與共感消失形成了惡性循環,不必硬去區分誰先誰後。若是如此,解方顯然不能只針對才德至上論,而是要探討這種惡性循環的完整樣貌。另外一種解釋是,才德至上與共感消失,都是更大趨勢下的一環,那解方就要從對此趨勢的根本理解出發。
這需要很龐大的資訊量。但也許這個時代難題,就是如此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