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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見蘇格拉底

不知自何時起，「網路開放課程」成為了一種文化現象。世界各地名校與名師的授課視頻，不僅是知識的來源，亦是展現東西方教育風格之區別的最好例證。歐美的大學課堂上，縱然是錄製開放課，也不乏師生間頻繁的問答與交流；而東方的施教場所，卻展現著亙古不變的、師長為主角的滔滔不絕的教誨，喚起多少東方人關於學生時代的瞌睡的記憶。

中學時期的一節世界史課上，我的老師吩咐大家將文藝復興的「藝術三傑」和「文藝三傑」記下來，其中的文藝三傑即教科書所云但丁、彼特拉克和薄迦丘。下課後，我問老師為何《唐吉訶德》的作者塞萬提斯非文藝三傑之一。誰知老師竟像被冒犯了一般，怒目道：「胡說！甚麼塞萬提斯！」我問話的方式絕無半點不恭敬之處，因此我實在不知老師府上和塞萬提斯究竟有何世仇，而自那次經歷之後，我亦再未敢問過任何有創意的問題，對歷史課的期待，也止於斯。

其他的課程，情況大同小異，比如國文（我生長的地方叫做「語文」）課本裡，學生沒有不喜歡幾位古代聖賢和數個近現代作家的權力。一旦表現出反感和質疑的態度，就面臨著褻瀆神靈的罪名。儒家文化的前提下，大學者往往被稱為「聖人」，也就是英語裡叫做saint、多和一神論宗教人士相關聯的稱號。聖人的畫像與塑像被供奉在神廟和學堂裡，數千年來亦受學子禮拜，因此在東方，學術和宗教之間的界線則顯得十分模糊，而老師在有意識地授課時，往往無意識地施行著傳教士的職責。

許久後，我在美國求學、上的第一節美學課上，老師在闡釋完《伊安篇》後面對全班問道：「你們同意蘇格拉底對於文藝的批評嗎？各位可有任何評論或者想法？」

「是否同意？」「可有想法？」這是我作為學生，首次聽到講台上傳來這樣的問話。

本應思考柏拉圖的我，思緒卻停滯在那東西文化相碰撞的一瞬間。周遭的同學依次發言時，根據各人談吐可辨出座中有哲學科系的、科學科系的、藝術科系的──有人連蘇格拉底是何許人尚不清楚，有人已能就威特根斯坦思想來寫長論文。雖說各人言論有專業水平的高低，卻絕無嘲笑對方不辨菽麥之事。然而自從「塞萬提斯事件」之後，我已不再習慣直接表達思想，換句話說，我鍛造出了「亞洲人的含蓄」。我的大腦和頭殼之間隔著一層層的屏風，有的上書「敏於事而慎於言」，有的上書「多聞闕疑」，還有的書「言有招禍也，行有招辱也」，走出這些屏風，如同逼迫我撕下一塊塊遮羞布、讓我感到不安，因此那節課上，我一言未發。就連老師提出「亞力士多德的學生是誰」這樣我知道答案的問題，我也沒能抖落出已經到達唇邊的「亞歷山大大帝」幾個字。

美國人到底有多愛表達看法？那天下課後我步行回家，因為腳上新鞋色澤較艷的關係，不知何時被街對面一陌生人看了去，對方遂揮手高聲道：「好喜歡你的鞋！」而評價完後即爽快離去，並無素昧平生的兩人之間一番互稱「足下」、「兄臺」、「傑士」的寒暄。自此之後，待的時間愈久，發現美國這類事其實再普遍不過，衣衫鞋靴背包等等，皆受過陌生人誇讚，我也因此入鄉隨俗、時常對路人的身外之物讚賞幾下子；乘公車時，習慣了上車時跟司機問好，下車時道謝並說：“Have a nice day”；在超市購物時，也都會和收銀員簡單道家常。只是回想生活旅行過的亞洲各國，此種情況卻從未經歷過。據說特別是日本這樣的國家，輕率地介入陌生人的事務只會給對方「帶來困擾」，而不跟生人說話，倒好像是在幫他的忙。若是把美國這些習慣帶回亞洲，在下車時對司機說：｢有個美好的一天！」恐怕走不出幾步，手中就會被塞進某某醫院精神科的宣傳單。

常以為中西語言之間不可翻譯，即便是「信」、「達」、「雅」三者具備，意思也仍舊隔了好幾層，就好比「銀青光祿大夫」永不會有對應的英文稱號，而西方哲學的術語如eidos，tekhne等也難與一個中文詞結天作之合。語言如此，習慣隨之。

因為異國新環境的關係，我為自己的性格感到懊惱，但於此同時，心底一種塵封已久的情緒也似乎在等待噴發。不過幾個月，那幾面屏風就被我盡數拆毀，當年挑戰教科書的勁頭隨之統統湧起。我在哲學課上無話不說、寫作課上大肆品評、把生物課上的presentation帶到了全國大學生科研會上展示，又通過自薦找到了實驗室的職位──那時覺得，「如魚得水」，就是如此了。我極愛西方師者不時時以「師長」自居的氣度，比如你可以在課堂上補充她未講到的知識或相關見聞，此舉非但不招人厭，還會得到老師的感謝。不管是文科還是理科的作業紙上，我都得到過教授所批「我從你這學到了新知識」的類似評語。想必鄙人祖上恐怕多有犯上作亂的，怪道我如此享受這種在東方人眼裡顯得「無視長幼尊卑」又「不成體統」的文化。只是韓愈所授「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雖為中文教科書所推崇，卻從未在中式課堂與家庭中餞行，倒反而在「蘇格拉底式」教學方式裡更普遍，真耐人尋味也。如此一來，自幼被灌輸有「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和「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思想的人，在遇見「批判思維」這個定義時，大都感到驚訝而歡喜：驚的是原來「孝順」並不等於沒有原則的服從，喜的是原來人人都有平等的斷是非的權力。

東西方教育系統的區別，最早可見於晚清留美幼童的筆下。十九世紀早期，一批腦後束著長辮的廣東孩童，抵達了美國當時的新英格蘭地區、一個「不跪父母，不拜孔子」的世界，並且住在了本土的寄養家庭中。清廷怕這些孩子忘本離宗，要求他們每個禮拜集結一次，讀聖賢書，並對著大洋另一端的皇帝行三跪九叩禮。這些孩子們嚐到了脖子上沒有頸軛的滋味，日子長了，哪裡還肯依？以至於清廷欲將他們召回時，數個男孩或是自己想法子，或是向寄養家庭求助，順利脫逃、從此留在了大洋彼岸。這絕不是在說西方文化就沒有禁錮，否則又怎會有盧梭舉世聞名的那一句「人生而平等，卻無處不在枷鎖之中」？只是東西方人對「禁錮」的理解各異，東方人到了「道路以目」的地步恐才會稍微感受到一些委屈，而西方人要解除的禁忌，在東方大約只有最是放蕩不羈的人才得為之。比如鄙人這樣的劣徒，就歷來將課本裡的「背誦全文」四字、試卷上的「填空題」以及卷子的「標準答案」俱都視作枷鎖。記得高中一年級時，因為默寫《滕王閣序》錯了一個字，便被老師懲罰、將文章又抄寫了兩遍。那時尚幼，只知遷怒於王子安和國文課──若是課本教人讀曹子建，我就偏偏要讀蔡文姬；必修詩歌要求背白居易，我卻只誦薛校書。長此以往，胸中固然暢快，但考試多有遭殃。從小學到高中的課本內，我沒有讀過一篇心儀的文章，亦沒有寫出一段自己中意的文字，更乖僻地認為：「自『忤逆』一詞被發明後，文藝不過是蔓延數千年的應製之舉。」

人在重重約束之下，看到的都是「盛世無饑餒」的鬼怪，寫下的皆為「魑魅爭光，魍魎見笑」的《聊齋》，又豈有「審美」可言？審美，並非只關乎藝術鑑賞，而更多關乎於價值觀的塑造。任何一個嚴肅的哲學家，都必須系統地探討美學、倫理學，和認知論，因為判別美醜、黑白和對錯，都是一個理性個體不可或缺的、為人的能力。只是一旦承認了理性的價值，就不得不摒棄「君臣」、「長幼」與「尊卑」的專制的認知視角。東西方思想的衝突，於是在此相會。

西方哲學始於柏拉圖對「理型（form）」的追求，並在文明之初提出了一系列關於認知論的問題：理型到底是甚麼？如何求知才能獲得理型？如何得知獲取的知識能被稱之為「理型」？東方哲學始於一系列關於認知論的回答：如斯如斯就是「仁、義、禮、智、信」的絕對，或者「道，並不可道」的虛無。始於問題的哲學，意味著開始；始於回答的哲學，已經宣告了結束。正如尼采所說：「人的偉大之處在於他是一座橋，而非一個目標。」理性之所以讓人看到自身的光輝，恰恰因為它使人成為了一段序章，一段無休無止的、通往更偉大成就的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