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看書名
《幸運之子》我以為講的是倖存的人如何在浩劫中重生,在時間長流中尋回自我的故事,其實完全不然,這本直近末尾才知道角色們的遭遇。
故事用了雙敘事線並行,分別是1980年代的芝加哥,青春氣盛的男孩城卻飽受愛滋病侵襲,染上病便是死刑,主角耶爾身邊好友一個個失去性命;與2015年的巴黎,有臉書、隨便一個轉角咖啡廳便是電影拍攝場景,卻在此時遭遇震驚世界的恐怖攻擊。
看似毫無交集的敘事線所遭遇的危機,卻不是講述人生苦短,必須及時行樂等價值觀,而是在這橫跨超過30年的時間中,體會到人生其實比你想像的還要漫長。也忍不住反向思考,究竟在這些浩劫下所謂「幸運」,是先走一步的人,還是活著,卻被留下來的人?
未知的恐懼
小說的開場就是喪禮,在參加者們的對話中發現正有一場未知,卻輕易奪人性命的愛滋病悄悄蔓延。老實說我對這個背景描繪是陌生的,我知道愛滋病直至今日仍帶走相當多人的性命,卻不知道在上個世紀末,不但堪稱是絕對死神,得病的人也是「人體骨牌」,大家排排站,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被排好等著倒下的一個,甚至連帶嚴重標籤化了同志族群。
「愛滋本身感覺就像一場審判。...好像錯在我們是同性戀,錯不錯在你做過幾次。如果你自以為不會染病而中鏢,錯就錯在你太狂妄,如果你自知可能染病卻不在乎,錯就錯在你多恨自己。」
然而即便是陌生的愛滋病歷史,往上拉到人類面對未知疾病的恐懼,並不會隨著邁入21世紀而有所改變。2020年開始的一系列怪象,與直至今日面臨的疫情,我們也很容易先進行審判周遭人。
而當自己真正經歷了,會發現糾正別人始終最簡單。我們永遠不要只用自己的濾鏡去放大別人的痛苦。
活下來的意義?
我心疼的不只是親自送走一個個摯友、同時也要面對得病恐懼的耶爾,還有從小在這堆哥兒們之間長大,到2015年只剩孓然一身的菲歐娜。反覆咀嚼他們的心境,心疼的不只是他們的遭遇,更是耶爾與菲歐娜都很不能夠愛自己的表現。看著他們刻意去比較現實與過往的創痛,能活到最後真的是幸運的人嗎?
或許倖存後所背負的罪惡感壓垮他們,但當他們聽著諾拉的故事——這位二戰時與許多知名藝術家交流,成為模特兒,最後卻只剩下自己坐在輪椅上敘說他們的故事——時,那專注聆聽的神情,還有只想把諾拉回憶裡最珍藏的藝術家畫作,傳達給眾人知道,而不管這藝術家是不是足夠有名。
我理解到或許活著,不是要背負他人生命的沉重罪惡感,而是僅僅作為活著的人,記住那些離去之人的故事、或許對他們奮力愛過、恨過,快樂與創痛並行,與一起經歷過的回憶,也是不枉我們活過此生。
而最近除了閱讀故事,更讓我想探究的便是每位作者的寫作動機,書末附上蕾貝佳.馬凱的訪談,補足了我好奇為何她想要寫出以芝加哥為背景的愛滋疫情小說,以及身為順性別異性戀女性,為什麼反倒探究LGBT族群,是否合適講出這個故事。
身在角色背景裡的錯覺
對我來說意義更非凡的地方在一個小細節,小說中菲歐娜2015年冬天來到巴黎時,遇到了恐怖攻擊。而那時候的我在德國,甚至規劃了聖誕假期要去巴黎一趟。
攻擊發生時台灣根本還沒有消息,連歐洲境內也很混亂,不只法國各地多起餘波的攻擊出現,德國境內也有許多未經證實,但多處都發現炸彈的新聞(最近的一顆在我隔壁城市)。當時全靠志工營的朋友們得到第一手消息,我往前翻7年前的聊天紀錄,居然都還留著當時跟友人的焦急對話,而小說中的對話與巴黎當下的混亂處境,完全跟對話不謀而合。看到時雞皮疙瘩都起來了!我彷彿有一種身在角色背景裡的錯覺。
如果連這樣的小細節都如此真實,更遑論是作者蕾貝佳.馬凱耗時四年所調研的1980芝加哥,那黃金盛世卻被病毒摧毀的年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