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一九八○年出生的臺灣福佬人，我對將福佬語稱為「閩南語」或「臺語」都很熟悉，甚至對「臺語」這種稱法更感親切。這除了最常聽人如此稱呼外，還因為兒時覺得「閩南」二字的福佬語發音真難。就我而言，「臺語」認同有一部分來自相較於拗口「閩南」的唇舌妥適。
出於如上經驗，我對臺語復振一開始樂見其成。然而後來發現，其中方方面面常見「去中國化」意識形態作祟，乃至長年陷於幾近二元背反的返祖是尚、華臺對抗格局。這等狹隘格局未必隨世代交替而鬆動，反可能越見穩固。尤其邁入社群網站年代後，同溫層外即如異邦，近親繁殖、聲氣相應的言論空間容易造成繁花盛開的錯覺，實則是日暮途窮、夕照迷眼。我若不屬福佬族群，大可無動於衷，惟此身既是福佬人，就不能不為伴我成長的母語抱憂。
以特別針對官方用語的「臺語」正名訴求為例，無論反對「閩南語」一稱的理由是「臺語」幾經演變，已非「閩南語」，又或者「閩南語」類別於語言學層次欠妥，都不免以詞害義，用來掩飾切割中國文化根源的心態。若說「臺語」幾經演變，那麼現行「臺灣閩南語」之稱足矣。若說「閩南語」分類欠妥，那麼大可採用更為貼切的措辭，以呈現語言起源及流變。所謂「臺灣臺語」實在莫名其妙。我必須重申另則貼文所述：唯有起源與流變維持互不偏重的健全張力，才能維繫文化的生命力。批評臺語復振或臺語正名，並非看不慣臺灣意識抬頭，而是臺灣文化流變與中國文化根源可以（也應該）相輔相成。強加割裂，只是自傷，更助長語言發展中的混淆迷亂。
退一步說，單採「臺語」一詞也無不可，前提是必須誠懇面對詞語中的歷史共業。據學者洪惟仁統計：「日本治台五十年，以總督為首的臺語學者編纂了近百種臺語教科書，二十一種臺語辭典，創刊了六種臺語雜誌，為臺語留下了汗牛充棟的寶貴文獻……。」讀這段話，應注意日本殖民體系分而知之、分而治之的治理技術同時將原住民語歸為「蕃語」、客語歸為「廣東語」（臺灣總督府編有《廣東語辭典》），對福佬語獨佔「臺灣話」概念類別的霸權位階起了建制作用。此處所指「霸權」，不是「蠻橫」的意思，而是多元發散的權力運作所形成的看似自然而然的「基準」（norms），以及順應基準所產生的種種觀念與日常實踐上的壓迫。
臺灣福佬族群對於上述霸權位階的反省恐怕是遠遠不足的，一大原因是日本殖民體系和其後國民政府所推行的國語政策讓福佬族群暨其餘母語族群同受壓迫。特別是國民政府的國語政策帶來的傷害成了臺語復振運動的原動力。歷史傷痛不可或忘。但時移世易，政權幾番民主輪替，到了政府挹注資源矯正過往語言政策弊病的時刻，就不宜仍只以受害者自居，糾結於早已崩解的威權體制。臺語復振運動人士及臺灣福佬族群有必要捫心自問，追求的到底是母語平權，還是遭國語政策打壓前相較於其他母語的優勢地位。如果是平權，那麼重點就不在虛妄的語言「尊榮」，而在母語應享的「尊重」、應得的一份坦然與自在。使用母語不會遭受歧視，也不會自我歧視，更不會去歧視使用相異母語的族群。再者，也無須因為母語的使用有違特定美學觀感，就刺蝟般認為受到歧視，非群起撻伐不可。
由於人數遠遠多過其餘母語族群，臺灣福佬族群過去可以想見較不易體會學習另一通用語的必要（受官方「國語」教育另當別論）。再加上國民政府威權體制造成的創傷，使得威權體制、國語、中華文化一度三位一體，合為一部分福佬族群大敵。而外交傾軋，又使中華文化／中國政體結為共構。這種種因素最終導致返祖是尚、華臺對抗的偏狹格局，甚至是死局。一方面，為了抵抗自舊日威權體制以來對福佬語的醜化，便強調臺語詞彙古雅、保存古音。另一方面，避稱「國語」，只稱「華語」，本無可厚非，卻不該排斥中華文化，視「華語」為敗壞「純淨」臺語的「汙染源」，也忽略「華語」於通用語狹義外含括多樣語種。比如，臺語保存古語古音，粵語何嘗不然，況且古語古音終須回置於原生的中華文化語境最見意義。
返祖是尚、華臺對抗的荒謬還反映於語言創作層面。近年舉辦的臺語漢詩吟唱比賽，不乏主張多選臺灣前輩文人寫作的漢詩。類似主張若兼愛文化根源與流變，自然值得支持，可惜常淪於華臺對抗老調。問題是，臺灣前輩文人的漢詩仍可見與中華文化語境呼應。賴惠川〈油炸檜〉寫「〔秦檜〕夫妻合抱落油時」。林資銓〈桃花粥〉有「聲聲桃粥賣村前」句，滿滿中華風味。而這兩首不過是我隨意讀詩留意到的例子。
綜上所述，福佬語是否稱為「臺語」相對來說是小事。攸關母語發展的大事是福佬族群能否反思自身母語以往的霸權位階，能否放開心胸擁抱自身文化根源，能否從華語（含廣狹二義）的發展歷程中學習、並駕齊驅，而非追在假想敵身後，等追到假想敵曾站立的位置，對方老早輕舟已過萬重山。這些都關係到福佬語能否培養健全體質，在共同體框架內與其他語言並行，抑或獨行於窮途。
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於嘉義鵲枝寫譯樓
本文融入若干發表於他處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