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與冷戰框架下的霍布斯政治地景

1947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是台灣近代史上最令人震撼的一頁篇章，不只是大量精英和平民遭到系統性的屠殺，更是為後來的「黨國體制v.s.台灣獨立」政治邏輯舖平了往後的道路。然而，如果從整個二十世紀後半的東亞史來觀察，這樣非人權的現象也不僅僅存在於台灣，而是廣披於圍繞在東亞大陸的所有前殖民地國家，從韓國、菲律賓再到印尼，獨裁式的國家統治模式在這些國家可以說是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政治地景。

十七世紀的英國哲學家湯瑪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 1588-1679)在他的著作《利維坦》( Leviathan)中提出了有名的政治假說，也就是在遠古尚未有任何政治共同體的人類總是為了彼此之間的生存需求而選擇以一種非我族類的爭奪心態來對付他的鄰人，然而鬥爭總是令人感到不安與疲倦，於是人們會逐漸地選擇一位力量較為強大的人物或團體，以利益交換的方式來換取自己生存與謀基本福利的保障，這些利益交換或者權力分配久而久之也會為了方便而制度化，最終形成了國家。霍布斯的討論雖然僅止於國家制度的出現，但顯然的，我們也能從許多超越國家單位的帝國或政治聯盟中看到。正如古代的大清帝國和羅馬帝國都是由一強勢民族與周遭其他民族衝突、妥協後漸漸形成的區域統治與合作制度，當代的美國與蘇聯冷戰陣營也都是在二十世紀的種種國際動盪當中形成的國家結盟與衝突體制。然而，正如同國家內部往往也存在著較受權力保護的核心階級與較無保障的邊緣階級等權力、利益非配不均的有限秩序情況，國際政治當中同樣也有著相同陣營卻國情不同的情況。

冷戰時期，身處在西歐的國家顯然沒有身處在兩種秩序邊緣的中東歐國家那種大規模非人道的衝突事件，同樣的，圍繞在東亞大陸的前殖民地國家也因為身處在兩種秩序邊緣，加上缺乏殖民國家的政治秩序庇護而陷入血淋淋的權力爭奪場景中。但是相比於六零年代逐漸獨立的非洲諸國和部分亞洲內陸國家，在隔絕了任何前西方秩序的介入後陷入永無止境的國家權力鬥爭當中，環東亞諸國在冷戰時期受美國秩序的拉攏與吸引，在國家的權力格局分配上是相對穩定的，也就是坐穩了美陣營代理人的位子即最高權力原則的分配方式。於是，即便東亞諸國在前殖民地秩序真空以後，只要其中一股政治軍事勢力能夠掌握到前殖民地的統治基礎並和美國陣營合作，那麼即使國內缺乏歐美常見的人權制度，也會在兩陣營衝突的背景下受到國際社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對待。

台灣的二二八事件源於日本殖民母國的秩序真空以後，由二戰時期與美方長期合作的中國國民黨因國共戰爭拜退到台灣而展開的權力爭奪與基礎清洗的過程。與韓國、菲律賓和印尼不同的是，台灣戰後統治秩序的再鞏固並不是由任何本土的政治勢力完成，而是由外來統治集團填補上了秩序真空的空缺。之所以產生這種現象，一方面如前所說的美芳與中國國民黨長期合作的讓利外，台灣菁英在清帝國時期並未產生一個整合全島的統治集團，到了日本時期也因為帝國殖民政策之故，使得台灣菁英直到三零年代末期才漸漸在官方認可的政治場域中展露頭角。由於過晚才進入到官方的政治場域當中，台籍菁英在二戰結束以前尚未有機會和能力掌握殖民政府高層的行政機器，再加上日本殖民過程中台日籍利益矛盾，使得戰後初期台人仕紳對中國國民黨政府所能帶來的公平利益分配有更高的期待，也就葬送了當時台人治台的重要時機。中國國民黨政府接管台灣後的利益分配有行政效果雖然使得台人心生不滿，但由於接管了殖民政府留下的行政機器加上武力優勢，使得台人在二二八事件中被大規模屠殺、鎮壓，在未來的幾十年裡完全無法在官方政治場域中與國民黨附隨集團競爭權力。當二十世紀行將結束時，由於蘇聯的垮台、歐美秩序深化進入東亞以及新一代台灣本土精英成長起來進入公共政治領域，台籍出生的李登輝才終於在1996年獲得民選總統，並逐步將中國國民黨帶來的中華民國政權本土化。隨然其後政權的轉換幾經波折，但在民主進步黨第二次執政以後因美中衝突的加劇，使本土政權有機會成為美方秩序代理人來面對持續擴張的中國秩序。然而，處於新秩序邊緣的台灣仍然是屬於霍布斯的人與人(民族與民族)戰爭的世界邊緣，再加上戰後威權體制的遺緒尚未完全消失，使得表面上的自由民主下仍藏著許許多多「較不血腥」的生存競爭。

從台灣人的角度來看，無謂的去指責冷戰時代的權力分配不均，或是大國的冷酷都是沒有意義的。台灣人應該把握住美方代理人的權力地位，重新整合由台灣人統治的台灣的各項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習俗、宗教與民生基礎，並且要避免夠種反台灣勢力在以上各種基礎中顛覆台人治台的原則，以求達到正常民族國家的秩序穩定，並在歐美秩序中找到繁榮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