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很噁心，覺得自己就像個孩子」他告訴GQ雜誌：「我感覺有顆球哽在咽喉，我以為我會哭出來。」（"I felt ill. I felt like a little kid," he told GQ. "I felt like there was a ball in my throat. 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cry."）
這是2018年布萊登・費雪在接受GQ雜誌專訪，披露自己在2003年參加金球獎主辦的午宴時，好萊塢外籍記者協會（HFPA）前主席菲利普・柏克（Philip Berk）向他私密處伸手性騷擾後，他當下的感受。
有時最傷人的不是行為本身，而是社會的反應
事隔15年，他依舊感受到屈辱，不僅是因為當下的遭受到的不適當觸碰，更因為事後對方與HFPA的反應。
當他試圖尋求一個道歉時，行為人菲利普・柏克以一封否認犯行的信件作為打發，稱自己之所以願意在信中道歉，只是為了讓布萊登・費雪覺得好過，並否認對他有任何性騷擾行為；事後，HFPA站在了前主席的一邊，要求兩人簽署一份聲明，要布萊登・費雪以書面認同當下的行為只是一場玩笑，而非需要被正視的犯行。
布萊登拒絕簽署。往後的多年間，他的從影生涯每況愈下。他不能確定HFPA或柏克在其中是否有扮演那雙看不見的手，他只知道自己的心理陰影比當初寫信尋求HFPA主持正義前更大了，如今他面對的不僅是個人的行為，更可能是體制的制裁 — 所有人都知道HFPA的權力有多大，而他不過是眾多商業電影男演員中知名的一個，隨時可以被輿論消弭在洪流之中。
但這還不是最殘酷的，失去名利事小，他的身體自主權被侵犯了，卻被人用「玩笑」帶過，那種「攻擊性不強，侮辱性極大」的態度成功為布萊登帶來多年的自我質疑。
費雪曾在自傳中曾自述該事件與後續回應對他帶來的打擊：「在我心底，某個東西已經被拿走了。」
受害者遭遇的社會評價常是二次傷害
在我經手過的性騷擾案件中，許多行為人（加害者）都是用同樣的態度來二次傷害被行為人（受害者）的：否認、輕蔑、忽視，甚至反過來攻擊受害者的外貌、性吸引力、過於敏感等。
曾遇過一個被目擊多次伸手不當觸碰女學生的教授，他在相關申訴流程中輕蔑地說道：「她（女學生）長這麼難看，誰要性騷擾她啊？」
事後，該名教授在多名研究生共同指證下，終於承認自己「不適當」地多次觸碰該位女學生的身體。他受到了懲處，但依舊強硬地認為該位女學生「過於敏感」，對自己為了開脫而攻擊女學生的外貌始終不曾道歉。
他在受調查時所說的話，無疑是對女學生的二次傷害，更是一種身處權力高點者對身處劣勢者的傲慢。
從研究實證出發，學習不檢討受害者
儘管許多研究已經指出，性騷擾／性侵害與受害者的外貌無關，有時甚至與加害者的性慾也無關，有時行為之所以發生，純粹是來自於加害者對於權力（power）滿足的慾望，但許多人始終習慣用更嚴苛的眼光來審視被害者—
他／她是否在被害時穿著暴露？他／她是否言行間流露出任何不符合「乖巧」或「純真」的形象，以致於「自招危害」？他／她是否散發足夠的性魅力，來「佐證」這樣的行為確實發生過？他／她（行為人）明明平常都很nice啊，會不會是你／妳太敏感了？
太多來自社會眼光不友善的質疑，導致被害者往往不敢出來指證，甚至選擇息事寧人。在此情境下，受害者往往開始自我懷疑，甚至落入自殘的境地。
受害者們的緘默往往導致行為人越發大膽，最後在一而再、再而三犯案而東窗事發後，吃瓜群眾才事後諸葛地開始順風撻伐加害者。然而，此事任何的指責都已經難以還給受害者公道。
正如費雪曾被HFPA和柏克回應的公然羞辱仍需要長時間的恢復，被害者的心理創傷從來就不是復仇後就得以痊癒。
或許你我很幸運，自己與周圍親友從未淪為受害者；或許你我夠善良，這一生都不會成為加害者。但別忘了，我們都有可能成為旁觀目擊者。你可以選擇跟加害者一起檢討受害者，也可以選擇站出來基於事實說話。
當然，別忽略了也有一些所謂的「受害者」是濫用了形象來傷害「行為人」。無論在哪個情境，記得，我們永遠可以勇於選擇為真相發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