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1日上午11時20分，臺北公會堂天文台正式啟用，當天臺北州知事、臺北市尹、市議員及各級學校校長共計上百人參與完工捐贈儀式。這座臺北市最早的業餘用天文台不但提供了市民與星空對話的機會，同時也留下許多觀測紀錄。究竟日本時代的臺灣人是如何開始對星空著迷的？
1939年5月2日的《臺灣日日新報》大篇幅報導了天文台完工捐贈儀式當天盛況
臺灣天文黎明期的發展
在古代中國天文學一直是官方壟斷的一門學問，使得民間對於天文現象的理解僅止於經驗與迷信。日本依據馬關條約接收臺灣之後，在脫亞入歐的目標下開始計畫建設臺灣成為現代化殖民地，其中重要的基礎工程之一便是時間制度的建立。尤其在產業發展與縱貫鐵道陸續分段通車之下，精準且統一的時間系統日益重要，因此在電信系統等基礎建設完成後，政府於1906~1907年間派遣東京帝國大學理學士橋元昌矣來到臺灣，在埔里虎山和臺北測候所進行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測量後的第一次精確測量。為了加強臺北測候所的時間觀測能力，1913年更在臺北新設天測所，設置天體望遠鏡等觀測設備，可說是台灣第一座常態設置的天文觀測設施。
除了基於統治需要，為了破除臺灣人民的舊習與迷信，使其能擁有基本的科學知識，天文學也隨著學校教育和報紙進入臺灣社會。尤其在日本國力提升之後，傳授現代科學知識、提升國民知識水準的理科日益重要。在臺灣教育會出版的《臺灣教育》上，國語學校理科教師和田彰在便有多篇文章討論與倡議理科教育，其中〈天文講話〉文中也提到了天文學相關知識介紹。在學校教育之外，《臺灣日日新報》上也扮演了天文訊息傳遞的角色，舉凡日本的日食觀測隊之成果、出現新彗星，甚至國外發現新星都有見報。在這段與文明的接觸，可說是臺灣天文學的開端。天文社群的形成
日本的天文學因著西方各國的觀測隊帶進觀測技術，使得天文社群的發展較早。為了進一步推廣與提升天文學發展，一群天文觀測者於1908年創立的日本天文學會，其會規第二條便明訂「本會創立目的為推動天文學的進步與普及」，創立當時有650名會員，其中非專家的普通會員有480位。隨著新星、彗星等天文學新發現不斷出爐，更助長了業餘天文觀測的風氣。1920年京都帝國大學山本一清博士等人成立天文同好會（今東亞天文學會），便積極指導業餘天文同好進行觀測統計。除了天文觀測研究之外，天文同好會也相當重視同好之間的交流，1934年時各地設有38個支部，其中就有7個分布於海外。
見元了肖像
隨著臺灣社會知識水準與經濟水準的提升，天文風潮也在1920年代吹到臺灣，其中的領頭羊當屬見元了先生。見元了為日本高知縣人，於1920年開始於總督府商業學校（今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任教。見元了在臺灣15年間於業餘天文界相當活躍，不但是日本天文學會與天文同好會會員，兩會出版的《天文月報》與《天界》雜誌上也能看到他發表的天象觀測報告。除了在《臺灣日日新報》中時常看到訪問見元了的報導外，他在1922至1926年間更發表「天文小話」專欄，主題涵蓋曆法、潮汐、七曜（日、月、行星）、變星、星雲、當期天象介紹等各面向的天文知識，甚至是當時最火紅的火星話題也無所不談。
1926年1月，以見元了為中心，天文同好會臺灣支部在臺北商業學校成立，成為臺灣第一個天文社團。透過天文同好會臺灣支部中幾位核心人物與《臺灣日日新報》和教育界建立的良好關係，天文知識快速地透過《臺灣日日新報》與各地方教育團體舉行的天文學講座傳播，對於當時臺灣天文學知識普及具有相當貢獻。
昭和時期的天文台熱潮
日本在明治、大正年間，天文望遠鏡多仰賴德、英等國進口，即使業餘天文觀測風氣蓬勃發展，卻也因觀測設備無法普及而發展受限。一直到大正末期，日本的望遠鏡製作技術逐漸發展成熟，才終於開始有較便宜的國產大型望遠鏡問世。昭和年代初期，五藤光學更開始製作業餘用的天文望遠鏡，使得天文望遠鏡快速普及，成為1930年代非官方天文台數量快速增加的濫觴。
由於臺灣具有緯度較低、高山林立的地理優勢，因此日本天文學者不但多次來臺進行天文觀測的紀錄，更早在1909年便有在臺灣設立大型非官方天文台的倡議。1934年東亞天文協會（天文同好會於1932年改稱）臺灣支部會員、臺中高等女學校（今臺中女中）教師松本武男，與山本一清博士在臺中二中校園內設置一架25公分的望遠鏡，共同成立了京都花山天文台臺中出張所，作為拓展南方天文觀測的據點。
天文台的設置不僅是為了學術觀測需求，在工業與經濟實力達到巔峰的1930年代，科學水準無庸置疑是一國國力的展現。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臺灣日日新報社於1938年創社40周年之際，為了推廣科學思想普及而向台北市役所捐出一台五藤製的4吋折射鏡。在諮詢時任總督府氣象台技師窪川一雄的建議之後，決定於甫落成不久的臺北公會堂南側頂樓設置天文台。
報導敘述天文台建設與望遠鏡規格
1939年5月1日，臺北公會堂天文台舉行盛大的完工捐贈儀式。根據《臺灣日日新報》報導，這架口徑4吋的折射式望遠鏡，配有38、60、120、250以及375倍目鏡、日月與星野用相機兩台、太陽投影板等觀測器材。當晚窪川一雄技師以「宇宙の話」為題進行科普演講，活動舉行前雖然下雨，但會場仍幾乎座無虛席。活動過後，《臺灣日日新報》一連四天刊登半版〈天文台開設記念特輯〉，邀請倉敷天文台主事水野千里、窪川一雄與總督府氣象台台長西村傳三等人撰寫天文科普文章，足見報社對於天文台設立的高度重視。
天文台固定於每周二、五進行一般開放，初期採向臺北市社會課申請參觀，之後則開放現場報名，每次開放皆以30名為限。為了天文台的觀測與開放營運，窪川一雄與臺北帝國大學圖書館雇員吉村昌久發起組成「天體觀測同好會」，由窪川一雄出任會長，於同年6月8日舉行成立儀式，成立當時有40多位會員入會。
天文台完工捐贈儀式當晚演講活動盛況。（圖片來源：《臺灣日日新報》）
天體觀測同好會成立時有40多名會員與會。（圖片來源：《臺灣日日新報》）
天體觀測同好會成立之後，同月23日舉行了第一次對外開放，平常開放時都會選擇當季深空天體或行星作為觀測目標，天體觀測同好會也會於現場進行解說；每月例會亦會舉辦專家演講，吸引民眾前來參加。根據《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天體觀測同好會成立後兩個月會員已成長至91名，天文台開放以來也創造了2926次觀覽人次的紀錄。除了一般開放之外，天體觀測同好會平時也利用天文台進行太陽黑子、變星、黃道光與流星的觀測，彌補東京天文台於陰雨天缺少的觀測資料。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局進入白熱化，在時局困頓與前線徵召的壓力下，1940年代各個天文社團的觀測次數逐漸減少，臺灣的業餘天文活動似乎也隨著1941年臺灣北部日全食結束而平息。然而，即使是在戰場上，仍有許多前輩戮力從事觀測活動，包括戰後首任圓山天文台台長蔡章獻。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臺北公會堂天文台幾經搬遷、人事更迭，最後於1997年落腳於士林成立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最初的望遠鏡也退役成為入口處的展示品。八十年過去了，雖然人事全非，但或許不變的是歷代天文觀測者喜愛星空的心吧！
參考文獻：
1.日本アマチュア天文史編纂會，《日本アマチュア天文史》（東京：恒星社厚生閣，1987）
2.《臺灣日日新報》
3.山本一清，〈臺灣紀行(2)〉，《天界》15卷167期（1935，神戶），P172-173
4.周慧茹，〈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理科教育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臺北）
5.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
本文原刊於《臺北星空》第89期，並收錄於原作者之時光土場Blogg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