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負盛名的政治哲學家、哈佛大學教授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以他精采絕倫的「正義」課程與其書籍《正義：一場思辨之旅》為名，擅長以精闢簡潔的論證回應當代的政治難題，並邀請讀者深入思辨、尋找共善（common good）。
桑德爾對市場扭曲人性價值的批判可說是毫不餘力，他的新書The Tyranny of Merit：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暫譯：功績主義的專橫）進一步將批判視野擴大到美國人長期根植的「功績主義」（meritocracy）觀念本身。他指出，功績主義導致贏家與輸家的對立、合理化社會不平等、強化讀書人的傲慢、貶低勞動者的社會尊嚴。這些加總起來，即點燃民粹憤怒的火苗，導致2016年英國脫歐、川普當選等撕裂社會的現象發生。
功績主義：所獲得的都是應得的
桑德爾回憶起他教書的40年生涯，他的學生對每個道德議題都有不同的見解，除了一個信念：功績主義。他發現，功績主義橫跨黨派的光譜，深植在每個大學生心中。這些人認為，能夠進到哈佛讀書，都是歸因他們的努力而非運氣，所以這些位子是「應得」的。桑德爾不認同這種想法，甚至視之為有毒的。為什麼呢？我們先來了解功績主義的核心思想。功績主義認為，一個完美的社會，就是讓適合的人到適合的位子發揮所長。這不僅帶來社會運作的效率，也能克服種族或性別歧視的問題（用人唯才），更讓人展現「我命歸我所有」的自由觀。因此，社會要努力的方向，就是讓不同背景的人站在相同的起跑線上（機會平等），努力消弭教育資源的落差，透過公平的競爭在教育或就業中取得自己的成就。
功績主義說，只要肯運用天賦、肯努力，我們就能爭得自己的成就，而不是倚靠自己的特殊優勢（階級、種族、性別）；只要我們為自己的命運負起責任，我們所獲得的都是應得的。
華麗的應許，醜惡的專橫
聽起來美好的制度，卻引來桑德爾的強力批判。他認為在華麗的應許背後，充滿醜惡的專橫。第一，事實上機會是不平等的。研究指出，如果你家裡越有錢（年收200,000美元以上），你就越有可能在SAT分數獲得高分而讀名校，機率是五分之一；反之如果你家裡越貧窮（年收20,000美元以下），機率則為五十分之一。
回到台灣的處境，根據台大駱明慶教授的研究，2013年台大學生家庭所得在全國前4%者，就占了34.77%；而在後50%的所得家庭中，則只有5.53%。每兩個台大學生，就有一個來自雙北，尤其是大安區。階級直接影響從小到大的教育資源，有錢人的起跑線就是比窮人更接近終點。
第二，機會平等並非實質平等，反而合理化了不平等。功績主義只在意於機會平等下促進社會流動，用一種「贏家與輸家」的賽局去思考人生，而不關心贏家與輸家最後站的位置鴻溝有多麼巨大。桑德爾如此說：「對功績主義來說，重要的是每個人都有一樣的機會去爬名為『成功』的梯子，但它沒有說梯子上的每一階距離有多遠。」[1]
人生本來就不公平，但一個合理化贏家與輸家的制度，只會造成贏家的傲慢與輸家的自責。
就算一個社會有完美的功績主義，那也不是一個正義的社會。我們必須質疑為什麼要用賽局的角度思考一個社會？為什麼一定要有贏家、有輸家？
天賦也是一種特殊優勢
第三，功績主義忽略運氣與重視運氣的社會因素。功績主義認為，有才能的人（而非倚靠特殊優勢）最終會勝出，他所獲得的財富與名聲是他應得的。桑德爾直接挑戰這個假設。他指出，「天賦」本質上有「任意性」（arbitrariness），一個人擁有何種天賦不是自己的功勞，而是取決於運氣。因此，我不能主張因運氣帶來的好處是我「應得」的。再者，我也要夠幸運遇到重視該天賦的社會。例如，如果一個社會不重視運動產業，那即使我再會打籃球，也沒辦法有好的成就。
簡言之，一個人的成功，不只是來自於他的天賦或努力，更多是來自他的階級與運氣。天賦也是一種特殊優勢。一味地認為成功都是歸功於自己，不僅令人驕傲自大，也會將失敗者貼上懶惰、不努力的標籤，增強榮譽與恥辱的文化，削弱同理與謙遜的美德。
然而，我們都情願相信，今天我有如此這般的成就，都是我的功勞，而非來自運氣或上帝的恩典。
這種價值觀深刻地扭曲我們看待教育與工作的態度，侵蝕健全的公民社會。
教育程度低的人最被厭惡
2018年一組社會心理學團隊於英國、紐西蘭與比利時舉行一系列研究，詢問一群受良好教育的歐洲人會怎麼看待受歧視的族群，包括窮人、穆斯林、盲人、胖子、教育程度低的人等。令人驚訝的是，教育程度低的人，是最被厭惡的。桑德爾銳利地指出，當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沒辦法明目張膽地獲得眾人的支持時，「文憑主義（credentialism）是最後一個可接受的偏見」[2]。
在美國，讀大學已成為邁向成功的必經門檻。大學遠離追尋真理的初衷，僅成為拿到好工作的踏腳石（尤其是私立名校）。學生從小就進行一道又一道的篩選，奮力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下拔得頭籌。一方面，在功績主義「公平篩選才能」的名義下，那些被篩選掉的學生，會認為自己不夠好、不被這個社會需要。另一方面，被篩選進來的學生，依然進行無止盡的競爭，進而影響身心狀況。根據統計，美國大學生憂鬱症、焦慮症與自殺的比率，都在過去二十年持續升高，而這跟競爭壓力有密切相關。
另外，這種「可接受的偏見」不斷在告訴美國三分之二沒大學文憑的廣大勞動者，他們是一群不足的人。政府「幫助」他們的方式是提供更多上大學的機會，並告訴他們上大學就有機會往上爬；但是，這種有大學學歷才有價值、有尊嚴的傲慢思想，貶低那些沒有大學文憑的勞動階級為社會的貢獻，也排除了他們參與政治的可能。這讓他們感到被冒犯，並引來民粹的反撲（對菁英階級的仇視）。
川普說他喜歡「教育程度低的人」，韓國瑜主打「庶民政治」，乃是刻意回應那種被菁英鄙視的憤怒與無力感，並引起新的政治對立：沒讀過大學的人v.s有讀過大學的人。
功績主義侵蝕工作的尊嚴
桑德爾認為，讓無大學文憑的勞工階級難受的不只是薪資停滯的窘境，而是功績主義的價值侵蝕了工作的尊嚴（the dignity of work）。它告訴他們是一群不被社會重視、不被需要、沒有價值的一群。研究指出，無大學文憑的白人中年男性比有大學文憑者的自殺率高出三倍之多，主因不是物質的匱乏，而是心靈的折磨。長期處在一個社會地位低落的自我形象，是極其赤裸與難受的事情。
在功績主義的觀念下，一個人在就業市場賺得的錢，代表他滿足社會需求的程度，亦代表他為社會做出的貢獻程度。賺越多錢，意味著自己的能力越好，也比其他人更有價值。然而，這不僅強化收入不平等的道德合理性，也加深「成功皆歸功於自我」的傲慢，更無法探究工作「價值」的其他可能性。
人類最基礎的需求是彼此需要
因此，桑德爾指出，我們必須以「生產者」（producer）而非消費者（consumer）的角度看待工作。我們在國家經濟裡頭的主要任務不是消費越多、創造更多GDP，而是能夠運用己身的能力提供好的物品與服務滿足社會大眾，並贏得社會尊嚴（social esteem）。換言之，我們在工作上所做的貢獻，無法以供需法則為基礎的市場價值（market value）衡量，而是以促進公民社會共善的道德價值（moral value）來評斷。
桑德爾繼續論道，人類最基礎的需求不是滿足消費，而是彼此需要，並建立一個可以共同參與的生活。我們工作的價值，是能夠為這個社會的共善做出一份心力，並贏得身為一個公民的尊嚴。諷刺的是，2020年新冠肺炎的疫情告訴美國人，雜貨店老闆、送貨員、居家照顧者，對社會來說是多麼的重要。
人類最基礎的需求不是滿足消費，而是彼此需要，並建立一個可以共同參與的生活。
結語：用感恩、同理、謙遜建立一個有尊嚴的社會
總結本書，我們可以有以下三點啟發。
首先，天賦是一種運氣，人沒有辦法選擇自己擁有什麼天賦，或生在重視這個天賦的社會。因此，我們要懂得感恩，知道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自己沒什麼好誇口的。這也意味著，寬容且謙卑地看待自己與他人。自己有天賦，就多利用它去分享、貢獻給周遭的人；自己沒有天賦，也別責怪自己，沒有人是生來給人糟蹋的。
再者，人生可以不是個賽跑。功績主義告訴我們，讓跑得快的人贏得獎賞就是一個正義的社會。但是，我們也看到，無論你跑得快或慢，心裡仍擺脫不了競爭的焦慮與無力。一個正義的社會，應讓每個人都能找到安身立命之地，而非以「社會流動」的美名，篩選掉那些「不重要」的人。
最後，工作的價值不是消費多少或賺多少錢，而是為這個社會貢獻多少。人是彼此需要的，也渴望有歸屬感。沒有人希望被丟在後面，被視為「沒讀書的人」或「可丟棄的勞工」。如果我們沒辦法重視彼此的價值，那只會引來更多的自我責怪、傲慢、怨懟，引發更多的階級對立。
要改變深植人心的觀念與從之衍伸的制度非常不簡單，但桑德爾仍勇敢地批判，並喚起民眾進行尋找共善的價值辯證。共善不能交由供需法則、學歷或社會地位來決定，而是要在日常的對話與相處持續追尋。
用功績決定一切，就是不平等的開始。The Tyranny of Merit提供了一個反思的視角，批判功績主義的專橫，以及剖析民粹四起的現象。這本擲地有聲的著作，邀請我們用更多的感恩、同理、謙遜，來建立一個有歸屬感、有尊嚴、有平等的公民社會。
[1] Michael J. Sandel, The Tyranny of Merit：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20), pp.122.
[2] Michael J. Sandel, The Tyranny of Merit：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 pp.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