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宋朝皇室崇文尊儒,期能與「與士大夫治天下」,為的是矯正五代十國相互傾軋、政局動蕩、戰爭頻仍,民不聊生的困局。也因此宋代士人樂於參加科舉,期能中舉任宫,以便一展抱負,為天下蒼生興利除弊。例如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蘇軾《沁園春·孤館燈青》中"…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張載的名言,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他們自信,也積極的入世,可一旦遭遇橫逆,被貶官,被放逐,則其憂憤,其苦悶,其煩擾,卻都將是不可承受的重,不可承受的苦。
儒家鼓勵入世,然後呢?似乎沒有想過要如何處憂—有提過類似「無入而不自得」;「君子坦蕩蕩」,但都只有目標而無具體做法—?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固然值得欽佩,他在不得志時,為求得到重用,汲汲營營於旅途中,希冀獲得賞識……,被質疑時也只能用「知我者,其天乎。」(論語。憲問)來安慰自己。這跟道家有很大的不同,莊子在<人間世>中提到「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意思是,內心有修養的人,不易受到哀樂等情緒波動的影響;知道有些事是無可奈何的,非人力所能改變的,就坦然接受自己這樣的命運或處境,這就是德的極致。
蘇轍在〈黃州快哉亭記〉中之所以對張夢得在貶官後,能將憂煩寄託於山水間,大加讚揚,乃因此事誠屬不易,此舉殊為可貴,足可做為他人的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