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顧炎武《與友人論學書》，談到當時學者「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他又在《日知錄》說：「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意思是學者們完全不管明末時候天下大亂，人民流離失所、戰火連天，每天只會講心性之學，談什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的玄學。
說實在，現今的文史哲學者已經等同於當時的學者，文史哲學界的論文、專著、研究計劃都要寫研究動機，可是絕大部份的研究動機都與「四海困窮」無關，只要研究結果無法實際應用，或者與現實明顯脫節，那麼與「危微精一」又有什麼差別？
舉個例子，研究宋明佛學、唐代水利交通、聖多馬斯哲學思想，要是無法跟現實進行結合，那就是玄之又玄的清談，說再多研究價值那都是自欺欺人。與其美其名說是「象牙塔」，不如易名為「空中樓閣」，離地萬丈。要打破這些空中樓閣，首先要從文史哲論文學術規範入手，像科舉分為經義、論、策，這是講求實用的精神，現在的學術論文只有經義和論，卻沒有策，比科舉更糟糕、更退步。
中研院文哲所有一位研究員曾經在工作坊上表示：現在的經學組是在研究經學史，其實應該回到研究經學去。這是很有野心的想法，可是並沒有切實執行出來。中研院作為學術領頭羊，學者雲集，如果真有決心這樣執行，應該從他們的學報、期刊開始改革。可是這種聲音只是雷聲大雨點小，那位研究員幾年後還在研討會上談一樣的事，但什麼改革都沒出現。
不過也許我應該接受現實：有改革決心的往往沒有改革能力，有改革能力的卻沒有改革決心。
2023.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