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前進亞洲投資發展;是大部份歐美跨國集團的一種狂熱商業行為,自九零年代中期就成了一股風尚。從那時起,世界銀行或是IMF都會定期發布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統計數字, 也就是海外投資來自哪些國家,進入了哪幾個主要國家;有多少百億美元等等的資訊。
對於普羅大眾或是媒體讀者而言,那些數字可以看出哪些國家經濟成長的狀態以及經濟形勢的榮枯。那些統計數字是宏觀經濟的重要指標之一,它直接或間接影響了個別國家的股市牛市或熊市的走勢。
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若某一跨國企業,本身是法蘭克福或是倫敦證券交易所的掛牌上市公司的話,任何對亞洲或金磚四國的大規模FDI;境外投資,有關訊息只要經由知名媒體披露,該公司的股價就會立即上揚。
誇張一點的說,公司的市值瞬間飆高,其暴漲的數字;可能一夜之間就高過某一投資金額的總數。也就是說,投資動作才剛啟動,就已經回本了,這如意算盤任誰都會打。
話說我服務的跨國集團,它是一家全資的私人企業。若它是掛牌的上市公司,那麼;我一直以來主張的穩健和保守的策略就完全站不住腳,自然也沒有辦法獲得任何人的支持;包含執行長本人。若說一個跨國集團是一座大山的話,山頂上有甚麼,山頂的人在想什麼,還真的不容易參透。真是所謂的「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換句話說,這個歐洲公司對海外的投資;主要着眼在市場佔有率的增高,擴大營收,獲取最大的投資獲利。當然,投資的風險等級是完全有必要被關注的。
單就獲利率而言,公司就有些微妙的定義區別,分公司負責人要是沒有正確的認識,很可能會遭受總部的責備,進而要求糾正。公司生意的本質是把位於發達國家生產的工業產品,經由公司的國際銷售網絡,行銷世界各地,尤其是開發中和已開發的經濟體。
在如此的框架之下,集團將通路上下游分成兩個成本中心(Cost Center)。一個是製造端的成本單元,另一個就是銷售端的,而利潤的獲取就須透過各國的分支機構來達成。最弔詭的是,製造端的固定投資龐大,回收年限的預估決定了內部發行的“對內交易價格”, 或稱Transfer Price。
為了製造端巨額固定資產的投資回報,須要相當高比例的預期利潤攤提埋進“對內交易價格”裡頭,這類機密是不會對分支機構人員透露的。
簡單的說,所有銷售網絡的建構;都是為了達成這個任務而設計,所有分支機構就只須開足馬力,攻城掠地就對了。這樣的組織功能底蘊,我當時是無法深度了解,也無人告知。
總之,這類生意模型(Business Model)重視的是穩定的投資回報和生意的可持續發展,沒有必要像上市公司那樣,做媒體上的公關操作。就這一個角度,我稍後就比較理解,為什麼我極力辯護的保守安全策略沒有立即遭到否決,還有機會被召來做進一步說明。以當時自己還稚嫩的年代,我的運氣算是不錯了。
接下來;我的舞台就是那董事局會議,我的演出劇碼就是那一人“脫口秀”的專案報告。我須全力準備;去說服董事局的成員接受我的見解,同意我採取保守的策略繼續拓展公司版圖。這件事不但是為我自己努力,也必須讓我的朋友;這位集團的執行長,走出會議室時是帶著微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