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東亞市場的須要,邀我進去董事局做報告,以當時相對較小的生意規模,它的必要性;我並不太理解。至於,用意又是何在?我更沒想過要去追問。唯一確定的,會有這一幕戲,絕對是執行長個人的主觀意願。
其中關鍵因素之一,必然和“私誼”有關係。任何公司團體都一樣,只要十人以上,人際關係必然有親疏遠近之別。差別只是,它所影響公務執行的深淺不同而已。
這個集團到了90年代已經有四十多年歷史,由於經營得宜,營收和組織早就變得巨大,遠超過多數的歐洲上市公司。政府當局曾多次要求該集團須辦理上市,但由於公司非常賺錢,同時他們也不想讓公司的發展和決策受制於來自市場的大股東。因此,直到現在仍然和許多數百年的歐洲神秘公司一樣,都維持著私有的體制,對外完全不透明。
基於這樣的公司體質,才會有當年創辦人猝逝時,他們有幸把創辦人留下的“私誼”資產,轉換成重大變故的解決方案。這個戲劇化的“領導權轉移”頗具傳奇色彩,卻也是我親眼所見的;一個真實世界企業命脈延續的精彩篇章。
這位執行長的另一個在美國有私誼的業內人士,後來直接促成了集團在美國收購了三家知名企業,同時把美洲生意的管理職責完全交到這位老美身上。
這位美國人和執行長還有老太太的年齡相仿。在一個我們四人一起用餐的場合,在餐桌上;這老美曾經引述他自己跟老闆兒子之前在美國的對話,他對小老闆說:「我把公司賣給你們,過幾個月;我再和你媽媽結婚,我不就可以把我賣出去的公司拿回來了嗎?」,說完以後,他自己哈哈大笑,我們其他三人也只能陪笑兩聲;繼續用餐。
這是非常無厘頭的玩笑話,他們卻不以為意,足見他們幾位的私交有多密切。他們之間的“私誼”,力量是難以估算的。
至於我和執行長的“私誼”,能想得到的是;日本初識之後,他和他大兒子跑了一趟台灣,我出力幫他做一些創業有關的事,一切就從那裡開始。其他記憶所及,大概我是他僅有的華裔朋友。此外,大概我們比較談得來,他還有幾次說;義大利人就像是歐洲的中國人。我是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就是。
另外,在他剛接手經營不久,處理日本合資公司和社長的同時,其實為了處理新加坡外派經理一事,他曾要求我接受他的安排,把亞洲北部市場先從遠東區域分割出來,由我負責。剛開始我有些動搖,後來想清楚,我不能接受他的提議。
原因之一,若分割之後,我的地位和舊上司同階的話,對我的上司而言,那麼做;不但是削弱他的權限,對他也會是莫大的羞辱。對我個人而言,我會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背叛者。
原因之二,由於新加坡的遠東區域中心成立比較久,規模大很多,資源也很豐富。我若經營分割後的區塊,又回頭尋求舊主管的實際奧援,相信他不會心甘情願的,也極可能懷恨報復。如此下去,我們必定兩敗俱傷。
我因此陷入了長考,幾天之後電話回覆執行長,請他收回成命,希望他不要執行那項尚屬極機密的計畫。我告訴他的理由很簡單,就是他構想的做法;是可以達到廢除我主管的意圖,但可能會讓原本發展良好的亞洲市場陷入不穩定的狀態,也將使得公司未來展望的不確定性增高。
我這心裡的大實話著實激怒了他,他直說:「沒想到你這麼懦弱!」。他那麼說,讓我把第二句話吞了回去。我原本想接著說,「我不想背叛我的舊上司,那麼做,形同逼他辭職。」。相信我若說出來,他應該會更為暴怒。
就這件流產的秘密計畫,我就是他那件工作上的絆腳石。可是,直到今天我仍然慶幸我當時沒有讓他遂行那件秘密行動,看到今日那公司在亞洲市場仍然繁榮穩定,我這無名英雄還是頗感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