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執行長是我熟識沒幾年的同事朋友,自從兩三年前日本認識以後,除了幾個月後的台灣相聚,平常聯絡並不太多。大約每幾個月的時間,會接到他的秘書通知,要我什麼時間打電話過去。我就當非正式的敍職,談話內容也不太嚴肅,猜想他是在對分公司負責人做定期查核,最起碼聽聽我們這些封疆大吏都在邊陲地區做些什麼?
還有一次藉總部講習會之便,他邀請我去他瑞士的駐外宅邸做客。那是午餐時間,他含蓄的說;就吃簡單的義大利麵,他邊煮;我們邊聊。食材只有義大利蛋麵,蒜末,鹽,胡椒,橄欖油,然後一顆蘋果當飯後水果。他的簡樸旅外生活方式,我從來沒對任何同事提過。自從擔任集團執行長,家人還住在米蘭,他每一個星期四天待在瑞士;或偶爾出差別國。
更不可思議的;他安排了一次開車跨過邊界,前往法國那一邊打高爾夫球。我更感意外的,這次球敍的第三位球友;正是公司已故創辦人的遺孀。老太太是公司資方實際掌權人,身體很硬朗,雖然兩人都算高齡人士了。這樣的特殊互動,多少引來異樣的眼光,隔天就有同事問我,「你有贏球嗎?」。
按瑞士人的優越感,應該會認為,這義大利老闆幹嘛和我這亞洲人那麼熱絡?雖然沒有直接聽到什麼,我還是盡量謹守分際,私人互動;不談政策議題,也避免論人長短。
持平而論,我負責的市場裡頭,最大和最重要的並不是台灣。因此,對於選擇台灣建構人才和技術中心的做法,幾年前就已經有過激烈的辯論。當時還是亞洲拓展的初期階段,投資金額也不大,他們也抱著實驗的性質,我因此很快獲得了決策的勝利,也因而有了當時的平台;在台灣做出了相當的成績。
一路走來,責任變大了,總部投入資源也更多了,他們自然沒法忘情深耕大市場,放入大資源的典型做法。
時序來到了90年代中期,以負責任的態度看事情,我仍然相信時間點還不成熟,我還要維持我自己相信的步調。但是,我也了解;要再度取得決策權,我必須不厭其煩的去說服所有相關人等(stakeholders)。
我抓緊每一個和幕僚互動的機會,但每一次的溝通,都加重了我的工作壓力,因為幕僚人員只管寫報告,不必負責最終結果,加上遠離市場的認知隔閡,他們大部份人都不太認同我的立場。爭辯多了以後,心裡不時萌生出挫折感。有時候想放棄立場,就隨波逐流,反正虧損又不影響自己的家當。這些苦惱讓我好幾個夜晚輾轉反側,但就是做不到。
或許是時候改旋更張,讓我的政策抗爭直接上達天聽。我決定冒險寫一個完整的經營報告,直接寄交執行長。報告裡頭直接闡述關鍵的商業機密,以及重要的風險評估。我不是悲觀主義者,但絕對要確保集團免於各種可能的潛在危機,這個思維邏輯是我始終牢牢緊握的。
幸運地,執行長有仔細閱讀我的報告。如我先前預料的,他把我的報告分發給幾個高層幕僚,據說也開了一個會議討論。
從我的角度看,那個慎重郵寄的經營報告一發出,我的職業生涯就像賭桌上被推出去下注的籌碼一樣,可能被吃掉,一個不剩。我的職務很可能幾天內就被革除了。因為是考慮很久的舉措,所以;倒沒有患得患失。
從他們的角度看我,一定是想不透,為什麼我那麼堅持己見?他們也知道,同業的別家品牌;經常在歐洲媒體釋放挺進亞洲的種種投資訊息,他們不解我為何如此採取保守的姿態?可能直到他們看到了我的機密報告以後;才會更了解吧?
另外一方面,他們可能也意會到,我那麼大陣仗直接‘’上諫‘’,根本就是去攤牌的。相信他們在會議裡應該有討論,如果我這一號人物去職了,有替代人選嗎?這是我的推測而已。
反正,很快我就被要求趕往蘇黎世,他們要我直接向董事會成員做出說明。我知道,我成功一半了,再來就是好好準備,好讓那些老先生們;能夠聽到市場前緣的第一手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