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神:中國菁英教育現場一手觀察
Study Gods: How the New Chinese Elite Prepare for Global Competition
姜以琳 2023 衛城出版
分類:論說--理論
本書起源於作者(社會學博士)的論文研究,透過就近觀察訪問和長期追蹤(2012 ~ 2019)去了解中國菁英學生(28位)在學校的地位體系,以及如何應對社會和全球的競爭壓力。
本研究把菁英界定為來自家庭收入全國前百分之十的學生。菁英家庭的雙親多半年齡相仿,藉由獲得高等教育向上流動(全國教育程度1~2%)。
這群學生是第一代在中國追求菁英地位時,不是追求向上流動而是階級複製,也是第一代成長於經濟改革開放後,和世界密集交流的世代。他們渴望在國際上得到認可。
教育在中國是衡量菁英地位最重要的標準之一,儘管歷經社會動盪和革命,教育成就與政治和社會經濟權力始終綁在一起。
青少年已經在區分彼此的地位(區辨階級distinction),在北京菁英青少年中這個特質就是分數,是這個社會引導他們決定的。另外階級地位跟家庭背景也有極高的相關性。
中國年輕菁英正一步步主導全球經濟(全球40歲以下白手起家的億萬富豪前十名有四位中國人;許多國家的國際學生當中中國人最多、表現也更好),本書分析的主題是年輕菁英在面對全球競爭時,如何複製階級地位。他們把教育當成階級複製和傳遞特權的重要手段,在學校時就培養出在遊戲規則中成功所必備的技能,因此中國家庭認定進入頂尖大學即決定孩子是否能成為未來菁英的第一步,學校的聲望對將來的地位成就至關重要。
假設北京大學錄取的分數線是660分,但你只考了600分。從這一刻起,你的人生就會完全不同。
每年大學錄取約40%的考生,但其中只有0.08%能考上北京或清華大學。
為了準備高考和面對選填志願的不確定性,重點中學十二年級的學生每天在學校時間是12到15個小時。國際部的學生和家長則是特別重視SAT考試,認為可掌握的考試比其他各項入學要求都還要重要,儘管他們都知道美國大學的選才系統是評估學生的整體狀態。
唯一準則是考試分數,分數相同時第二個標準是愜意(勤奮、努力或付出的反面)。菁英學生會根據制度中的位置擬定策略盡可能提高自己的地位。學渣人數最多,學神和學弱最少,而學霸比學神和學弱加起來還多。
學生以「天賦能力說」解釋這種地位體系的合理性,即使學弱也把低分歸咎於天賦能力不足這種不可抗拒的因素,避免為自己的表現不佳負責。這些中國菁英學生畢業後,不論留在國內或出國,仍然把這些理解和策略應用到地位競爭中。但與來自全國各省(農業、人口大省)更優秀的菁英比較時,為了讓自己有機會獲勝,菁英學生便提高「愜意」的重要性,降低學霸(努力學習)的地位,但也不曾考慮過這兩者以外的標準。
學生的朋友圈具有很高的包容性,不受地位的影響,學生們認為彼此是戰友而互相扶持。但對於那些追求躍上全球菁英地位的人來說,他們認為自己與眾不同,和同儕處得好並非必要。青少年本能地在往後的生活用同一套規範去接觸、回應以及和同儕互動,並且覺得自己享有各種特權是理所當然。
學生一般都非常尊敬和服從老師,視老師為幫助升學的專家(因為需要老師的推薦和老師可能會去出考題),而學生的成績好也會提升老師的績效。頂尖中學的學生可以直接向校長反應他們關切的事,使得教師有意無意間在學生身上培養出強烈的菁英權利意識,尤其是成績好的學生更表現出理所當然的高姿態,要求老師或升學顧問的協助和配合。成績不好的學生在檢討考卷時常會遭到公開羞辱,也較難獲得老師及時的幫助。
雖然老師們並不喜歡這種互動模式,但還是以學習成績為由,容忍並支持成績優異的學生,隱約中在學霸身上灌輸一種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感受。這些學生畢業後仍然靠著他們與中學老師的互動方式,理解自己與主管的關係,認為個人表現好就應該擁有某些特權,成績不好的就習慣聽從上司的指示。因此老師在塑造未來全球菁英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菁英父母都是具有影響力和握有豐富資源的人,他們願意做出犧牲(改變作息、工作或居住地)打造幫助孩子升學的環境,學生也了解自己的父母可以利用財富和人脈為他們帶來優勢。成績好的子女更是能夠予取予求,要求無條件的資源,父母無微不至的支持意外培養出菁英孩子那種把一切視為理所當然的態度,並傳達給孩子考試分數對於(學校內外)地位具有的價值。學渣和學弱則是順從父母的要求,即使提出請求也經常得不到他們所需的協助。有趣的是父母和子女都不承認親子互動會因為成績好壞出現差異。父母常否認自己在孩子準備考試時的幫助,認為考試結果純粹是子女的個人成就,學生多半也否認父母在大學申請中的作用。
離開中學後,儘管看似獨立和拒絕接受父母的幫助,但這些年輕菁英的親子互動模式與作者在中學時觀察到的如出一轍。父母願意付出的程度在子女的中學和大學階段是沒有太大差異的,成績好的成功機會大,因為他們有著源源不絕的家庭資源。
父母確實有所影響,與父母溝通良好的學生,在高考表現的通常更好。
家長的支持主要在學校以外,他們認為校園裡的備考工作都是老師的責任。除非絕對必要,家長很少到學校,因為菁英父母多半能及早處理危機,這也是良好的親子溝通帶來的好處。儘管頂尖中學本部的學生認為除了通過高考之外別無選擇,但家長還是在孩子不知情的情況下安排了出路,就連學神的父母也會先預先做好準備。
這些學生中學時期被灌輸的觀點和期待(如地位高低會影響別人如何評價你的行為),後來也體現在大學和工作場所,家長和老師也秉持相同的規則,認真投入菁英地位複製的遊戲。成年人也未曾察覺自己的行為會在子女或學生身上刻劃出地位體系和自己對青少年特定行為的影響。
中國是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父母收入對子女收入的影響程度比其他國家都還要大,這種不平等意味著向下流動的風險更大,對保持菁英地位的焦慮也就更嚴重,隨著中國影響力的擴大也形塑世界對不平等的看法。這些菁英參與全球性的競爭,也共同促成了全球的不平等,「不平等是自然而然產生的」這種認知也決定了地位高的群體是否會支持解決不平等問題的政策。
年輕菁英儘管能在國外獲得不錯的工作地位,仍要面臨種族歧視、難以融入西方的社交圈、種族隔離、竹子天花板(晉升會遭遇瓶頸)等問題。
美國的教育選拔方式和中國不同,但家庭背景仍然是小孩教育結果的關鍵,兩國的菁英階層都大力介入教育領域並制定篩選規則,而保持著教育優勢(值得注意的是,從全球來看,中國的考試制度並不特別,約有三分之二的OECD國家是以考試來決定升學結果)。菁英特質的價值取決於環境,每個國家都會灌輸學生合乎社會認可的特定知識與行為規範,讓學生知道具備哪些知識和行為表現能夠在社會上獲得獎勵。
菁英學生接受自己發展出來的地位體系後,也懂得如何支持一個把人區分出地位高低的不平等社會,並為這套模式提出一個合理的說法,亦即菁英青年從在校園開始就學會為中國和全球的社會不平等辯護。
這本書的主題很特別,我以前沒有想過中學時代的考試制度會長遠地影響青少年的價值觀,甚至隨著他們就業改變了整個社會的某些制度和觀念,難怪都說教育是百年大計。作者親身第一線接觸北京的菁英中學生,甚至住到他們的家中,如此貼近的觀察讓得以我們一窺對岸的教育制度。在分數壓力之下,兩岸的學子們表現其實沒有那麼大的不同,菁英家庭有豐富的資源維持階級複製,在台灣也越來越明顯。不論是考試制度或是美國講求多樣性的選才制度,原本都是講求公平和有階級流動的機會,終究還是助長了社會不平等,值得我們去反思。